從社會認同理論、心理逆反與政治極化，分析男性如何從「Not All Men」走向反諷式的「Yes All Men」 一、前言：當男性不再急著證明自己是好男人 近年來，隨著女性主義在社群媒體上的影響力持續擴大，圍繞男性集體責任的爭論也日益激烈。 過去，當部分女性主義者將性騷擾、性暴力與父權文化歸因於男性群體時，許多男性的第一反應往往是「Not All Men」，強調並非所有男性都是加害者，希望藉此與真正的犯罪者劃清界線。 然而，這樣的辯解在部分激進的性別論述中，反而被解讀為逃避責任，甚至被批評為缺乏對女性處境的同理心。 於是，一個值得研究的現象開始出現。 部分男性不再試圖證明自己是例外，而是反過來使用「Yes All Men」，以自嘲和反諷的方式回應集體歸罪。 這種態度的轉變，反映的不只是對女性主義論述的不滿，更可能涉及男性群體認同的重新建立。 當一個群體不斷被要求為其他成員的行為承擔責任時，原本彼此缺乏共同立場的成員，可能因為感受到相同的外部壓力，逐漸產生共同的身分認同。 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而言，這可能構成一種弔詭的反作用：原本試圖讓男性反省的論述，反而在部分受眾之間強化了男性的集體意識。 本文將探討這種反作用的心理機制、國際研究證據，以及它可能對台灣性別政治造成的影響。 二、YES ALL MEN 的歷史脈絡與意義轉變 要理解「Yes All Men」，首先必須回顧「Not All Men」與「Yes All Women」的發展。 2014 年，美國加州發生 Isla Vista 殺人事件，引發社會對厭女文化與女性安全的廣泛討論。 當部分男性強調「不是所有男人都會傷害女性」時，女性網友開始使用「#YesAllWomen」，分享自己遭受性騷擾、歧視與暴力威脅的經驗。 這個口號最初強調的不是所有男性都有犯罪行為，而是女性在日常生活中可能面臨普遍性的性別風險。 2025 年刊登於《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Communications》的研究，便分析了這場社群運動如何讓女性藉由分享經驗形成連結與集體認同。 隨後，關於男性責任的討論逐漸延伸出「All Men」與「Yes All Men」等說法。 在部分女性主義論述中，這些詞彙並不是要宣稱每個男性都是犯罪者，而是主張男性應該共同參與改善性別暴力與歧視問題。 例如，YesAllMen 倡議網站便明確將其定位為對性別制度的集體反思，而不是對每名男性的個人犯罪指控。 然而，要求男性共同解決問題，與認定男性應共同承擔罪責，存在本質上的差異。 前者是公共責任，後者涉及個人是否應因群體身分而受到道德歸罪。 當公共討論沒有明確區分這兩者時，便容易讓部分男性產生被集體否定的感受。 值得注意的是，到了 2026 年 10 月，台灣網路上也出現了不同方向的使用方式。 例如，10 月 15 日一則 PTT 討論中，有網友面對男性具有集體共犯身分的說法，以反諷方式宣稱自己就是共犯，最後使用「yes all men」作為結尾。 這種用法已經不再是對女性主義集體責任論述的認同，而是藉由刻意接受荒謬化的指控，反過來質疑集體歸罪的合理性。 目前尚無充分資料證明這已經成為台灣大規模的男性社會運動，但作為網路語言的重新挪用，它具有值得研究的象徵意義。 三、社會認同理論：外部壓力為何可能強化男性團結？ 社會認同理論（Social Identity Theory）指出，人們除了擁有個人身分，也會根據性別、民族、職業、政治立場等社會分類建立群體認同。 一般情況下，男性並不是一個高度一致的政治共同體。 不同男性在政治立場、階級、教育、家庭價值與性別觀念上，都可能存在巨大差異。 甚至在女性主義議題上，男性內部也有支持者、反對者，以及態度中立的人。 然而，當男性身分本身成為被指責的對象時，部分男性可能開始將原本的個人問題理解為群體問題。 例如，一名男性可能從未騷擾女性，也願意支持受害者，但當他看到某些論述將所有男性描述成潛在加害者或共犯時，就可能認為自己的個人行為與道德選擇遭到忽視。 這時，他所感受到的不再只是對某個觀點的不認同，而可能是身分受到否定。 原本在政治與價值觀上相互對立的男性，因此可能產生某種共同感受：他們都不願意因男性身分而承擔不屬於自己的罪責。 2008 年，van Zomeren、Postmes 與 Spears 在《Psychological Bulletin》發表集體行動的整合性社會認同模型（SIMCA），透過統合分析指出，群體認同、感受到的不公平，以及集體行動效能感，都是影響集體行動的重要因素。 依照這個模型，可以提出一個值得進一步驗證的假設： 當男性對集體歸罪產生不公平感，又逐漸認為其他男性具有相同處境時，便可能增加其參與男性權益討論或集體表達不滿的意願。 不過，這不代表男性必然形成高度一致的政治立場。 群體認同的形成，仍會受到個人經驗、政治環境與社群互動影響。 四、心理逆反：為什麼越要求男性認錯，部分男性越不願接受？ 心理逆反理論（Psychological Reactance Theory）可以用來解釋另一個重要現象。 當人們認為自己的選擇自由、判斷能力或自主性受到威脅時，可能出現反抗心理。 2025 年一項刊登於《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的統合分析，整合 33 項研究後發現，相較於低威脅性的語言，高度威脅自主性的語言更容易引發憤怒、負面想法與心理逆反。 這個機制如果應用在性別議題上，便可能產生特殊的結果。 假設某位男性認同反性騷擾、反性暴力，也願意支持改善女性處境，但同時認為自己不應替其他男性的犯罪行為承擔罪責。 如果他只是表達這個立場，卻被指責為缺乏同理心，甚至被認為這證明他也是問題的一部分，那麼他可能逐漸認為，這場討論根本沒有容許他保留不同意見的空間。 於是，原本針對性別暴力的公共討論，便可能轉變成對道德話語權的爭奪。 男性開始在意的，不只是社會是否存在性別不平等，而是自己是否被允許按照個人行為受到評價。 這也解釋了反諷式「Yes All Men」的特殊心理意義。 當一個人認為不論如何解釋，都無法擺脫他人加諸的集體指控時，他可能不再努力辯解，反而用誇張的方式接受標籤，藉此凸顯原始指控在他看來的不合理。 因此，這類反諷並不必然代表使用者認同標籤的字面意思。 相反地，它可能代表使用者已經不願意繼續參與原本的道德辯解框架。 五、從個人切割到群體反諷：男性認同的可能轉變 從社會心理學與網路文化的角度，可以建立一套假設性的四階段模型。 第一階段：個人切割。 男性面對針對男性群體的負面論述時，首先強調自身與加害者的差異。 他可能支持女性權益，也反對性別暴力，但不願意接受所有男性都具有相同責任的說法。 這時，男性主要試圖維護的是自己的個人道德形象。 第二階段：身分威脅。 當個人切割的說法持續遭到否定，部分男性可能開始覺得，無論自己實際做了什麼，都無法擺脫外界對男性的負面印象。 問題因此從個人行為，逐漸轉移到男性身分本身。 第三階段：反諷式接受。 當男性不再相信個人辯解能夠有效回應指控時，就可能開始使用「Yes All Men」這類口號進行反諷。 這並不是承認自己具有犯罪責任，而是透過誇張化的表達，指出集體歸罪的問題。 第四階段：群體認同。 當越來越多人使用相似的語言表達不滿，原本零散的個人情緒就可能透過社群平台形成共同敘事。 男性可能因此意識到，即使彼此政治立場不同，也能在反對集體歸罪的議題上存在共同立場。 然而，必須強調，這個四階段模型目前只是根據相關理論提出的分析架構，並不是已經透過台灣長期追蹤研究證實的發展規律。 它的價值在於提供一個方向，讓研究者理解男性如何從個人防衛，逐漸轉向群體性的表達。 六、國際研究：男性對集體責任的矛盾感受 這種現象並不是完全缺乏實證研究基礎。 2024 年，Jessica Kean 與 Denise Buiten 在學術期刊《Men and Masculinities》發表研究，訪談了澳洲兩所大學的 20 名年輕受訪者，分析他們如何理解女性主義與男性責任。 研究發現，許多年輕男性並沒有完全否定女性受到性別暴力傷害的事實。 真正引發爭議的，是男性應該為這些問題承擔多大程度的集體責任。 其中一名受訪者談到「All Men」時，最初認為這種說法是在責怪所有男性，讓他感到不舒服。 但經過進一步討論，他逐漸理解倡議者可能是在要求男性共同改善問題，而不是宣稱所有男性都有罪。 這項研究凸顯了一個重要問題：倡議者認為自己在談集體責任，聽眾卻可能理解成集體歸罪。 雙方即使都反對性別暴力，仍可能因為對責任的理解不同而產生衝突。 同樣值得關注的是，2025 年 Ipsos 與倫敦國王學院合作的跨國調查。 這項涵蓋 30 個國家的研究發現： 57% 的 Z 世代男性認同「促進女性平等的努力已經走到歧視男性的程度」，但 Z 世代女性持相同看法的比例為 36%。 兩者相差 21 個百分點，顯示年輕世代內部確實存在顯著的性別觀念落差。 此外，59% 的 Z 世代受訪者認為當今社會存在男女之間的緊張關係。 這些數據不能證明女性主義已經普遍歧視男性，也不能證明「Yes All Men」造成男性政治右轉。 但它們至少說明，男性對性別平等論述產生不公平感，已經是值得重視的國際性社會現象。 另一方面，2026 年一篇針對以色列網路論述的研究也指出，男性在女性暴力議題上，可能形成支持女性主義、反女性主義，以及介於兩者之間的不同回應方式。 這進一步說明，男性對女性主義的態度，並不是簡單的支持或反對，而是一個受到身分認同、個人經驗與社會文化影響的複雜過程。 七、台灣的特殊性：性別爭議可能逐漸政治化 將這套分析放到台灣，還需要考慮特殊的政治與社會制度。 台灣男性除了面臨一般職涯、婚戀與經濟壓力外，也承擔以男性為主要義務對象的兵役制度。 這使得部分男性在討論性別平等時，可能不只關注薪資、家庭分工與性騷擾問題，也會關注國家對不同性別分配義務的方式。 當男性被要求承擔特定公共責任，卻又認為自己的困境在性別討論中缺乏足夠重視時，便可能形成特殊的不公平感。 這不代表女性沒有面臨歧視，也不代表不同的性別困境可以直接相互抵銷。 真正值得研究的，是男性如何理解自己的社會位置，以及這種理解是否影響其政治態度。 台灣還存在另一項特殊因素：高度政黨化的政治環境。 當性別議題與進步主義、保守主義、政黨形象產生連結時，原本對性別論述的不滿，就可能逐漸轉化成對特定政治陣營的反感。 例如，一名認同台灣自主、支持國防的男性，仍可能在性別議題上傾向保守。 如果他認為自己支持的政黨，無法容納他的男性角色觀念或對性別政策的質疑，便可能產生政治上的疏離感。 但是，這裡必須區分三個層次。 第一，是對部分社群言論的不滿。 第二，是將這種不滿投射到某個政治陣營。 第三，才是實際改變投票選擇。 三者並不具有必然的因果關係。 尤其不能僅因某些進步派網友發表集體歸罪言論，就直接認定某個政黨正式支持這些言論。 然而，如果選民長期把特定論述與政黨形象連結在一起，這種主觀認知本身，仍可能產生政治影響。 八、男性是否可能因為共同的不滿而跨越政黨界線？ 從政治社會學的角度而言，這是「Yes All Men」最值得進一步研究的方向之一。 男性並不是一個天然團結的政治群體。 不同男性可能在統獨、國防、經濟、能源、移民與國家認同等問題上具有完全不同的立場。 然而，當一個議題被理解為涉及共同身分的尊嚴時，部分男性可能暫時擱置其他分歧，在特定議題上產生合作。 這種合作不一定會形成新的政治組織，也不一定代表男性開始支持相同的政黨。 它可能只是出現在社群媒體上的短期輿論聯盟。 例如，原本支持不同政黨的男性，都可能反對將所有男性視為潛在犯罪者。 他們不需要在其他政治問題上形成共識，也能共同反對某種性別論述。 這種現象可以稱為議題性的群體整合。 但它是否會進一步發展為持續性的男性政治認同，取決於至少三個條件。 首先，這種不公平感是否具有持續性，而不只是一次網路事件引發的短暫情緒。 其次，男性是否開始將不同生活困境，理解為具有共同來源的結構性問題。 最後，是否有組織、政治人物或公共論述，能夠將這種分散的不滿轉化為具體政策需求。 如果只有情緒宣洩，缺乏共同訴求，這類群體認同可能很快消退。 但如果逐漸發展出制度、政策與政治代表性的討論，它就可能產生更長期的影響。 九、YES ALL MEN 的核心矛盾：集體責任不等於集體罪責 整場爭論中，最需要釐清的就是責任的性質。 個人責任，是指一個人必須對自己的行為負責。 旁觀者責任，是指一個人明知他人正在遭受傷害，而且具有合理、安全的介入可能時，可能需要承擔一定的道德責任。 社會共同責任，則是指社會成員可以共同參與改善制度與文化問題。 這些概念都可以合理討論。 但僅因一個人具有男性身分，就推定他應為其他男性的犯罪承擔個人罪責，則是另一回事。 同樣地，討論男性可能在某些社會制度中具有平均優勢，也不等於每名男性在所有情境中都享有相同優勢。 男性群體內部存在階級、年齡、健康、教育與其他身分差異。 如果忽略這些差異，便可能讓原本意圖分析社會結構的論述，變成對個人的過度概括。 然而，反對集體歸罪也不應成為否認女性受害經驗的理由。 女性對陌生男性保持安全警覺，與宣稱所有男性在道德上都有罪，是兩個不同層次的問題。 真正合理的公共討論，應該允許女性描述自己的受害經驗，也允許沒有加害行為的男性拒絕不合理的罪責歸屬。 兩者不需要互相否定。 十、未來發展：三種可能情境 從目前有限的台灣網路案例與國際研究來看，反諷式的「Yes All Men」可能有三種發展方向。 第一種，是短期的網路反諷文化。 這個口號隨著社群爭議短暫流行，成為男性嘲諷集體歸罪的流行語。 等到討論熱度下降，口號本身也逐漸消失。 第二種，是長期的男性議題認同。 部分男性開始將反對集體歸罪與兵役負擔、男性心理健康、教育差距、家庭責任等問題連結，形成更穩定的公共討論。 在這種情況下，性別爭議可能逐漸從單純的情緒對立，轉變成政策與制度的討論。 第三種，是性別政治的進一步極化。 如果男女雙方都將對方視為具有共同利益、但彼此敵對的政治群體，性別可能逐漸成為影響政治認同的重要分界。 這種發展不僅可能使男性更排斥部分女性主義論述，也可能讓女性更加擔憂男性權益運動會削弱既有保障。 雙方因此形成互相強化的不信任。 這三種情境並非互斥，也不能僅憑目前少量社群貼文預測哪一種必然發生。 未來若要驗證，應透過台灣代表性民調、不同口號的隨機實驗，以及跨時間的社群資料分析，觀察男性的認同、不公平感與政治態度是否真的出現變化。 十一、研究結論：當男性不再尋求例外身分 「Yes All Men」最值得關注的，並不是這句口號本身，而是它可能反映的群體心理變化。 過去的「Not All Men」，在部分男性的使用情境中，代表一種個人切割的需求。 男性希望社會理解，自己與加害者不同，不能因為共同的性別身分，就承擔相同的道德責任。 而反諷式的「Yes All Men」，則可能代表另一種心態。 男性不再試圖取得被認定為例外的資格，而是開始質疑，為什麼自己需要不斷證明沒有做過的事情。 這是一種從個人防衛轉向質疑集體歸罪的論述變化。 從社會心理學角度看，這種變化可能涉及身分威脅、心理逆反、感受到的不公平，以及群體認同的重新建立。 如果這些因素持續累積，便可能讓原本在政治上彼此分裂的男性，在特定議題上產生共同立場。 然而，這些機制尚不足以證明台灣男性已經形成跨政黨的集體政治運動，更不能直接預測未來選舉結果。 真正值得重視的是一個更深層的悖論：當一種論述越是強調所有男性具有共同責任，就越可能讓部分男性開始意識到自己具有共同身分；而當這種責任被理解成集體罪責時，共同身分便可能轉化為共同反抗。 這並不是所有性別平等倡議必然產生的結果，而是缺乏清楚責任界線的論述，可能面臨的反作用。 最終，「Yes All Men」究竟會成為短暫的網路反諷，還是促成新型態男性集體認同的文化符號，仍需要時間與實證資料檢驗。 但它已經提出了一個值得所有性別倡議者與政治研究者思考的問題： 當一場社會運動試圖改變某個群體時，究竟是在邀請這個群體共同解決問題，還是在讓這個群體感覺自己本身就是問題？ 兩者看似只有一線之隔，卻可能導向完全不同的社會結果。 主要參考文獻 1. van Zomeren, M., Postmes, T., & Spears, R. (2008). "Toward an Integrative Social Identity Model of Collective Action" (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18605818/).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34(4), 504–535. 2. Kean, J., & Buiten, D. (2024). "Young Men and Feminism: Gendered Struggle and Sense-Making for Australian University Students" ( https://doi.org/10.1177/1097184X241238764). Men and Masculinities. 3. Li, Z., & Shi, J. (2025). "Message Effects on Psychological Reactance: Meta-Analyses" ( https://doi.org/10.1093/hcr/hqaf016).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4. Ipsos & King's College London. (2025). "Gen Z Men and Women Most Divided on Gender Equality, Global Study Shows" ( https://www.kcl.ac.uk/news/gen-z-men-and-women-most-divided-on-gender-equality-global-study-shows). 5. "The Power of Social Media Activism in the #YesAllWomen Movement" (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99-025-05647-5). (2025).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Communications. 6. "YesAllMen Manifesto" ( https://yes-all-men.com/manifesto/). 女性暴力防治與男性集體責任倡議的原始論述。 7. "PTT：男人的共犯身份相關討論" ( https://www.pttweb.cc/bbs/Soulace/M.1792003873.A.30E). (2026 年 10 月 15 日)。台灣反諷式口號使用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