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語力不等於國際觀──借鏡新加坡「雙語教育」

2021 年臺灣《2030 雙語政策》正式上路，矢志將 4 年新臺幣 100 億元的預算投入英語教育，提升新世代的全球競爭力。有別以往改善學生英語能力的政策，《2030 雙語政策》將英語授課導入非英語學科，若長期實施，勢必會影響年輕世代的語言使用習慣，也因而引發社會的高度關注。

去（2022）年國立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舉辦了一場「預知平庸與貧乏：反思『雙語國家』」論壇，批評現行政策不切實際。論壇結束兩日，國家發展委員會隨即刪去政策名稱中的「國家」二字，強調現行政策並不打算將英文列為國家語言，而是透過增進國人的英文能力，培育能夠接軌國際的雙語人才與就業機會。若要達到《2030 雙語政策》的願景，將英語力轉化為從事國際工作、連結國際市場的能力，就得向亞洲英文能力的前段班看齊。而在這當中，以華人為主要人口、並由官方主導落實雙語教育政策者僅新加坡。

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曾經留學臺灣、之後進入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國立教育學院任教的吳英成教授，還是同樣任教過南洋理工大學、現執教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的林子斌教授都在在呼籲，「不要盲從新加坡經驗」，提醒任何人在對照臺灣與新加坡之前，必須先意識到兩者在歷史、社會與政策方面的根本差異。歷史方面，新加坡曾受英國殖民，在落實雙語教育之前，即有一半學校為英校，累積了一定的英語教學師資與經驗。社會方面，新加坡作為多語言、多種族國家，人民間要能相互溝通、和諧共存，需要共同語言。政策方面鑑於前述條件，加上經濟發展考量，新加坡將英語設為與馬來語、華語和坦米爾語擁有同等地位的官方語言，並推行「英語為第一語言，母語為第二語言」的雙語教育政策。對於華人年輕世代而言，儘管母語政策並行，甚至部分華人家庭仍以華語或方言溝通，但這些對年輕世代的影響力，還是不及學校教學與日常生活中主要使用的英語。新加坡國立大學碩士生 Nancy 就表示：「我不太記得以前上英文課具體學了什麼，我不覺得我有特別在『學英文』，因為這就是我每天沉浸其間的環境。」換句話說，英語是更接近「母語」的存在，而華語之於他們反而更像外語。綜合上述原因，新加坡人的英語程度會遙遙領先臺灣，是再正常不過的事。若是罔顧先天條件的差異，只是依樣畫葫蘆地照抄新加坡模式，恐怕也無法達到一樣的效果。那麼，臺灣究竟能從新加坡經驗裡學到什麼呢？

2011 年，新加坡建國總理李光耀出版回憶錄《My Lifelong Challenge: Singapore's Bilingual Journey》（臺灣版《我一生的挑戰：新加坡雙語之路》由時報出版社於 2015 年出版），自述他如何傾注 50 年光陰打造新加坡獨有的雙語政策。書中他反覆強調兩個觀念：第一，真正能夠精通雙語的是極少數人，大多數人都只有一種主導語言。要求華人學習華語的目的，除了鞏固其文化認同外，固然是為增加其語言優勢，但他深知一個人的華語說得再好，仍難以達到和英語作為第一語言相同的水準。他甚至勸新加坡家長認清現實：「學習雙語是零和對策。英語多用，華語就弱。華語多說，英語就沒有那麼好，這是沒有辦法的。」李光耀並非一開始就有此領悟，他坦言新加坡在發展語言政策的路上，因為沒有其他國家可以借鏡，一切只能靠自己實驗；但一旦發現既有作法行不通，他也願意邊做邊調整──這正是他強調的第二個觀念：「新加坡的雙語政策很複雜，要不斷求變，不能說這是最理想的辦法，以後可以一直沿用，不做任何修改。」李光耀離世至今已屆 8 年，新加坡的教育政策仍隨時代變動不斷進化。臺灣此時要推雙語政策，已有新加坡作為參照，即使無法完全複製其作法，還是可以從他們的經驗裡學會務實與彈性。完整報導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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