葬送日本國運的海軍「條約派」與「艦隊派」內鬥，在前面的文章，這一切導火線是1930年的《倫敦海軍條約》，當條約被抬上檯面後日本海軍內部對此分裂成兩大陣營，分別是 條約派以財部彪、山梨勝之進、山本五十六的摯友堀悌吉主導，主張遵守國際條約。認為日本經濟實力拼不過英美，應該透過外交避免衝突，保存實力。 艦隊派以伏見宮博恭王（皇族）、加藤寬治、末次信正主導，堅決反對軍縮。主張對美開戰，認為條約是英美聯手打壓日本，限制日本的「統帥權」。 內鬥的火種在1922年《華盛頓海軍條約》簽訂時就已埋下。談判代表簽字接受了對美六成比例。當時海軍元老加藤友三郎以海軍大臣的身分強行壓制反對派，簽字接受了對美六成比例。在制度上雖然海軍省一直壓著軍令部。軍令部的武官們也就未來的艦隊派雖然極度不滿，但因為加藤友三郎威望極高，他們只能選擇隱忍，在暗中積蓄力量。 1930年，各國召開倫敦海軍會議，試圖進一步限制輔助艦巡洋艦、驅逐艦等的噸位。這一次，壓抑多年的軍令部徹底爆發。日本代表團在倫敦談判，而時任軍令部部長的加藤寬治（艦隊派領袖）在東京直接聯手政客，警告內閣絕對不許妥協。 首相濱口雄幸與條約派的海軍大臣財部彪基於財政考量，決定無視軍令部的反對，強行在條約上簽字。簽約消息傳回國內，艦隊派隨即聯合右翼媒體和陸軍，高喊政府侵犯天皇對軍隊的指揮權，經此一役，兩派徹底決裂。首相濱口雄幸隨後在東京車站遭到狂熱右翼份子槍擊，重傷不治，文官政府的威信掃地，海軍內部正式進入肉搏戰。 艦隊派意識到，要徹底掌控海軍，必須利用體制內的最高權力進行合法清洗。他們找來了兩尊大神：皇族的伏見宮博恭王出任軍令部總長與東洋軍神東鄉平八郎。有皇族和軍神撐腰，艦隊派逼迫性格軟弱的新任海軍大臣大角岑生當打手，發動了震驚海軍的「大角人事」，艦隊派強行修改《軍令部條例》，規定以後有關軍備限制、編制等重大事項，海軍省必須「聽從軍令部的意見」。這等於閹割了海軍省，條約派失去了制度防線。 大角岑生利用海軍大臣的人事權，將支持條約的海軍大將山梨勝之進、谷口尚真強制編入預備役（等同退休），直接拔除條約派的領頭羊。清洗對象直指條約派的核心智囊堀悌吉中將。堀悌吉被公認為海軍第一天才，艦隊派偽造黑資料，誣陷他「思想軟弱、對美妥協」，強行逼他退役。場肅清的手段極其殘忍，只要你的名字出現在條約派的推薦名單上，隔天就會收到退役通知。海軍省的走廊上人人自危，條約派中高層幾乎被「連根拔起」。 大角人事結束後，條約派在海軍核心徹底失勢，僅剩山本五十六、米內光政等少數人依靠技術背景或特殊職位苦苦支撐。海軍的控制權完全落入艦隊派手中。艦隊派如願以償，推動日本政府正式退出所有國際海軍軍縮條約。 這場「條約派」與「艦隊派」的內鬥，表面上是海軍內部的人事清洗，但它的後果卻是災難性的。它不僅徹底改變了日本海軍的體質，更如同推倒了第一張骨牌，直接把日本推向了太平洋戰爭的無底深淵。 大角人事肅清了海軍省內所有理智、開明的英美通。被趕走的堀悌吉等人，是海軍中少數真正懂國際地緣政治、懂英美工業實力、懂總體戰概念的天才。留下來掌權的艦隊派伏見宮博恭王、嶋田繁太郎，多是只懂戰術、不懂戰略的純軍人，或者是像大角岑生那樣只求保住官位的應聲蟲。這導致日本海軍在日後面對複雜的國際局勢時，徹底喪失了戰略評估能力。留下來的將領陷入了集體盲從與「政治正確」，內部再也沒有人敢公開說出「日本打不過美國」的真話。 在過去，日本陸軍雖然狂熱，但只要陸軍想暴走例如搞滿洲事變、計畫南進，海軍省往往會扮演「踩煞車」的角色，用財政不足、會引發美日戰爭為由在內閣死守底線。但艦隊派掌權後，海軍的最高指導原則變成了「奪取預算」與「對美開戰」。 1936年日本正式宣布退出海軍軍縮條約，開始毫無節制地將國家財政砸入軍備。隨著條約派勢力孤立，海軍最終頂不住壓力，同意與陸軍聯手簽署了《德意日三國同盟條約》，日本正式綁上法西斯的戰車。海軍從原本的「煞車機關」，變成了驅使國家走向戰爭的「加速器」。 退出條約後，艦隊派為了實踐他們的「漸減邀擊」與「艦隊決戰」夢想，開始把國家資源投入極端的賭徒式武器研發，盲目追求大艦巨砲： 耗費天文數字的預算和鋼鐵，建造了「大和號」與「武藏號」超級戰艦，然而這兩艘巨艦在太平洋戰爭中因為戰術過時，幾乎毫無作為，大和號最終形同高級浮動旅館，最後在毫無空中掩護下被美軍艦載機圍攻沉沒。 艦隊派的腦子裡只有「決戰」，導致日本海軍極度輕視海上補給線護航、反潛戰以及損害管制。這導致戰爭後期，日本的商船和運輸艦被美軍潛艇像打靶一樣擊沉，前線士兵活活餓死，國家命脈被徹底切斷。 這場內鬥最諷刺、也最悲劇的後果，落在了山本五十六身上。因為條約派在中高層被清洗殆盡，了1930年代末期，因為山本五十六與海軍大臣米內光政、軍務局長井上成美結成「海軍三羽烏」，死死擋住日本與德國、義大利結盟。這引來了陸軍和民間極右翼刺客的極度仇視。當時東京街頭天天有浪人叫囂要「天誅山本」。憲兵隊甚至收到情報，有右翼團體準備直接血洗海軍省暗殺山本。 海軍內部雖然搞內鬥，但對外特別是對陸軍和民間刺客，具有極強的集體榮譽感。海軍高層認為：「如果讓陸軍或刺客把我們的海軍次官給殺了，日本海軍的臉面要往哪裡擺？」 為了保護他的安全，海軍內部必須給他一個「既安全又有實權」的職位。1939年8月，眼看暗殺山本的風聲越來越緊，加上親德的陸軍施壓越來越大，當時的海軍大臣、山本的生死之交米內光政，使出了政治生涯中最關鍵的一手棋。 米內光政頂住壓力，簽署了一道人事命令免去山本五十六的海軍次官，任命他為「聯合艦隊司令長官」，米內光政事後對山本說，留在東京（海軍省）隨時會被暗殺，陸軍的憲兵也管不到海上。把你送到聯合艦隊的旗艦（長門號）上，四周都是荷槍實彈的海軍陸戰隊和戰艦大砲，沒有任何刺客殺得了你。這招「明貶暗升」，名義上是把山本趕出了東京的政治核心（順了陸軍和艦隊派的意），實際上卻把全日本海軍最精銳的作戰兵力交到了山本手裡。但歷史最殘酷的地方在於：他雖然躲過了海軍內部的清洗，卻躲不過歷史的共業。 當1940年艦隊派徹底掌權、強行通過德意日三國同盟，且美日開戰已成定局時，身為「聯合艦隊司令長官」的山本五十六，基於軍人的職責，無法拒絕參戰。為了在絕境中幫日本博取萬分之一的勝率，這位大半輩子都在反對與美國開戰的理智派，最終只能親手策劃了震驚世界的偷襲珍珠港，親手把日本和自己推向了命運的終點。 對於當時的日本內閣和大藏省來說，這份條約簡直是救命稻草。條約簽訂前，海軍的「八八艦隊」計畫已經吃掉了日本高達30%到40%的國家財政預算。如果繼續跟美國飆軍備，日本在跟美國開戰前就會先自己破產。當時代表日本去華盛頓談判的是海軍大臣加藤友三郎。他是一位極度理智的軍人，他看清了日美兩國國力的巨大差距，因此力排眾議在條約上簽字。當時文人政府認為，日本如果想在國際上被承認是「一等大國」，就必須融入英美主導的國際秩序。透過配合裁軍，日本成功換取了英美承認其在亞洲的既得利益，政府高層對此結果非常滿意。 然而，這種「文官政府壓制軍方」的勝利只是暫時的。到了1930年《倫敦海軍條約》時期，隨著日本爆發經濟大恐慌、大正民主退潮、少壯派軍人崛起，軍方開始利用民間對經濟不滿的怨氣，聯合媒體反撲，痛罵當年的條約是「賣國條約」。這也導致了1920年代支持條約的日本政府，到了失去了理智的海軍，最終只能載著整個日本帝國，盲目地駛向太平洋的狂風暴雨之中。 「條約派」與「艦隊派」的內鬥，實質上是理智與狂熱的對決。內鬥的結束，宣告了日本海軍體制內最後一絲清醒的聲音被徹底抹殺。失去了理智的海軍，最終只能載著整個日本帝國，盲目地駛向太平洋的狂風暴雨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