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糖爹地」（sugar daddy）、「甜心寶貝」（sugar baby）透過網路平台媒合，從吃飯、聊天、情感陪伴到性，各自開出條件、協商價格。它不像傳統包養需要維持長期關係，也不同於一般約會以愛情為名；在糖約會裡，親密可以計時、計次、包月，甚至像平台經濟一樣隨時「接案」。 對某些參與者來說，把關係契約化，反而讓曖昧的性別腳本變得清楚：我願意付出什麼、取得什麼，都可以事先約定。但是，當雙方走出平台、進入車內、旅館或私人住所，平台上的數位約定能保障什麼？誰又有能力在對方越界時說不？ 本文初探台灣的糖約會市場，訪談「甜心寶貝」、「糖爹地」、平台經營者與性別研究者，並探問：當親密關係成為一場標價的交換，金錢對價讓關係變得更自主、更平等，還是把原本存在於性別、年齡與階級之間的不平等，也一起標上了價格？設定寶貝與爹地性別區隔與遊戲規則的糖約會平台，也一併藉「媒合」之名，將風險外包、後果自負。 「台大，學生，女，價格可議」，配上長捲髮帶妝正臉照。喬薇（化名）點開俗稱Sugar Dating（糖約會）的某網站註冊帳號，建立她在約會市場的基本人設，尋找想要有人陪吃飯、聊天的「爹地（sugar daddy）」。 台灣有些這樣的媒合平台，引入英語世界的說法，將這類對價交換關係稱作「糖約會（sugar dating）」，創造新詞以便和既有的長期「包養」印象切分。糖約會中出錢或提供禮物的一方，被稱為「糖爹地」或「糖媽咪（sugar mommy）」；給予陪伴、情緒支持或性服務的一方則是「甜心寶貝（sugar baby）」。 第一次和「爹地」約出門，對方傳訊息問喬薇想要如何計價？喬薇沒有頭緒，瀏覽網站上眾多爹地的個人檔案，從常見的伴遊價格區間，時薪400到1,000元之間，保守地選擇了一小時500元嘗試報價。 兩人約在台北市捷運站附近的平價餐廳用餐，飯後爹地邀她上車，直驅北海岸一圈。途中經過一處賣髮油、排汗衫等日常雜貨的批發工廠，爹地帶她進廠晃晃，向她介紹屬於他的工廠環境，再開車送她回起點餐廳。 兩人一路閒聊。結束時，爹地遞給她一疊鈔票，遠超過約會4小時原本談定的酬賞。 自那之後的一年內，喬薇有過十幾個付費約會對象，多數一次即止，其中一位維持較長；她最高紀錄一週見4個人。約會過半以時薪計價，也曾經由喬薇提出禮物期望，比如列出她需要的租屋處家具，由對方買贈；或是喬薇主動邀約那陣子眼饞的美食餐廳，對方買單。 根據台灣本土新創的糖約會媒合平台創辦人小樓（化名）估計，台灣約有200萬人曾經參與糖約會；其中因為男性出資找尋異性約會的使用者占大宗，多數媒合平台設計將「男性」註冊者自動等同於出資方「爹地」，「女性」用戶則扮演「寶貝」角色（註）。 小樓統計站上活躍用戶的註冊資料，女男比約1：1.2～1.5，性別比隨年節約會需求浮動。「寶貝」近8成具學生身分，30歲以下者逾7成；相較之下，近5成「爹地」大於36歲，雙方有明顯性別化的年齡差距。 依據另一個成立於馬來西亞、2024年進軍台灣的糖約會平台發布的內部用戶調查，使用該平台的台灣「寶貝」月收入落在新台幣20,000至30,000元之間，52%的人將約會所得用來繳交房租，14%償還助學貸款，12%支付學費，15%拿去投資或儲蓄。調查報告也將甜心寶貝投入糖約會的主要動機，歸因於學生若畢業就要面對低薪的大環境、學貸、房租和生活開銷。 然而，經濟趨力之外，使用者是受什麼因素催動，選擇以糖約會與他人產生連結？ 她收費約會，作為反抗異性戀愛情腳本的「田野」嘗試 註冊糖約會平台那一年，喬薇20歲，正在念台大社會學系。那學期她在修社會研究方法課程，「是我熱衷做田野時期，一嗅到田野的味道，五感就特別投入。」她跟朋友聊起時，比起講「去約會」，更常說自己是在「做田野」。 「做田野」對當年的喬薇而言，意味帶著「非圈內人」的外部觀察視角，參與觀察主流價值界定下的「偏差異己」群體的樣貌。「面對不確定怎麼應對、評價的情境，我會啟用做田野的雙眼來讓自己與現實劃開一點距離，但我不是為了做田野才去做這件事。」 這樣的自我定位讓她彷彿握著一支遙控器，相信自己可以隨時從「甜心寶貝」的角色登出，回到日常生活的身分，抽離地看待發生在糖約會中的一切。 「當我知道性別間有怎麼樣的權力關係，可以明確批判異性戀男性的時候，去挑戰他們，對我個人是有意義的。」 那年她開始獨自離家外宿，在百貨公司打工，當櫃姐賺零用錢。「因為那時候我整個人生大變，長相什麼的，都在改變。」在原生家庭中，她看見母親因為生兒育女被迫退出職場、又在婆媳關係中受盡苦楚，喬薇最不想要的事就是「變成我媽」；但她五官又有母親影子，所以一脫離家庭牢籠，她就展開大變身。 少女時期原本及胸的微捲長髮，被她燙成復古大波浪；衣櫃不時多出幾件赭紅、Tiffany藍等色調飽和強烈，或花紋斑斕的新衣，布料緊貼纖瘦的身體曲線，妝容風格也不斷轉變。 「我想要去試探我身上新的女性形象特徵，會帶來什麼樣的社會效果。」對喬薇來說，糖約會就像她的一場社會實驗，測試自我在他人眼中的評價，探索社交生活和情感關係的可能。 喬薇註冊的是台灣會員人數前3名的媒合平台。平台要求使用者必須填寫職業、教育程度、婚姻狀態、菸酒習慣等資訊，且盡量註明期待的約會內容及交易方式。多數這類糖約會平台會向爹地收取較高會員費，女性甜心有時可能免費。 糖約會平台上，雙方的互動模式，通常是一方先主動向有好感的對象傳送訊息，而後交換互動期望與預計價碼，有時隨意閒聊認識，或向對方索要照片。 對喬薇來說，當甜心寶貝，付出時間及情緒勞動，換得金錢或美食，「像是『小雞上工』那種接案的感覺，或是可以得到報酬的交友平台。」她沒有迫切經濟壓力，有時只是想交朋友，偶爾享受似有若無的曖昧，所以大多只接在公開餐廳陪吃飯的局，在自介及雙方交涉條件時，都先敘明：無性約會。 喬薇最喜歡的約會經驗與爹地，也是她自覺離「危險」最靠近的一次。對方是位30歲左右的實驗劇場工作者。她打破只在公開餐廳陪吃飯的原則，因為那陣子她剛好選修戲劇系的課，兩人在平台聊天室聊著劇場話題，相談甚歡，他深夜邀她搭末班火車去家裡作客。 「家，跟大半夜，兩個大red flag（警訊）一起嗡嗡響，我還是非常勇敢地去了！」對劇場工作的好奇蓋過腦內的警鐘；但臨行前她還是發了一篇摯友限動（限時動態），標註當下時間23：30，交代目的地，配圖留言：「怕半夜危險所以留一下，早上前都會在那，24小時內不會開自己人身安全的玩笑訊息。」 這是她能想到的自保招數。喬薇說，平台上也有「新手教學區」，比如建議甜心出門時的注意事項、或提供第三方收錢保護機制的選項──爹地先把錢給平台、在約定事項完成後，平台再把錢付給甜心，保證收得到錢。 但是，這些都不能保證甜心寶貝在上了車、入了家門之後的人身安全。 那天晚上，她和劇場爹地兩人窩在大房子的沙發看電影、逗貓咪。他閒談起自己的開放式婚姻生活，沿書櫃牆聊女性主義和台灣政治經濟發展，直到雙雙睏乏睡去。隔天起床，他給了她超過10,000元，再騎摩托車大老遠載她回學校上課。 「是一個我很愉快的行程。我後來就不敢跟他再聯絡了。不是有人說那種去賭場，第一局太愉快，是他要騙你all in？我有點這個心態，見好就收。」喬薇說。 契約框架下，可協商條件與時間的「便利」與另類保障 「糖約會可能是當代人懶於經營親密關係，但又有情感需求的一種替代方案。大部分時候覺得一個人很好，但有時候想有人陪吃飯，便透過市場尋找親密關係，」中山大學社會學系特聘教授陳美華長期研究台灣情慾產業，如此推測糖約會在台灣興起的原因。 祈月（化名）是36歲的竹科工程師，平時工作忙碌，他認為「交女友」必須密集聯繫、情緒勞動，是他給不起的交往模式。即便「談戀愛」其實有很多種互動形式，但在祈月對男女情感關係的認知裡，男方一定是要哄人、要負責出錢的那個。 現在祈月只想要有人能夠靜靜聽他吐工作苦水，戀愛似地對他撒嬌，並且滿足他的性慾，就好了；他只要付錢，除此之外並不需要苦心經營關係。可長可短、可協商條件與時間的糖約會正好符合他的需求。 祈月使用糖約會平台資歷已逾6年，他曾經包月過的人超過20位。他常開出的條件是月付40,000～60,000元，一個月見面4～6次，包含上床與約會，最長曾經約同一對象一整年。單次肉體關係則視對方的「姿色」與背景條件，價碼普遍落在8,000元到15,000元的區間。 他估計，包月和單次支出加總，占他一年薪水加投資獲利總額600萬元的15%到20%。年收600萬元代表什麼？攤開台灣2024年本國籍全時受僱員工薪資分布統計，當年中位數是58.5萬元，祈月在台灣屬於前5%高收入群體。 現代社會視「浪漫愛」為正常交往關係，事實上，計價的親密陪伴與性服務，早以各種形式存在於社會。比如酒店陪侍、茶店仔、外送茶、個工、出租戀人等等。糖約會開啟了當代另一種去組織化的陪伴供給模式，平台明著講求「對價」、「交換」、「協商」，擺脫了「浪漫愛」起手式的試探與曖昧。 對喬薇來說，糖約會是她對傳統戀愛中，諸多性別不平等現象的探索與實驗。 她解釋，以女性身分在社會生存，多少都要磨練出對性騷擾的處理方式與「識人之明」──判別哪些交往對象只是單純在試探、誇耀性別與階級優勢，哪些懷有實際侵犯的意圖、可能帶來威脅。社會對不同性別在交往關係當中有不同角色的想像，男性經常被鼓勵主動追求、掌控節奏，女性則被期待被動等待邀約，「一邊讀性別的東西，愈來愈覺得，這交往關係不對勁」。 「比如說，當你跟一個男性交往，他很快會想用交往關係去劃定你們互動的界線，沒有在管你真正想要什麼；但是在甜心寶貝的關係中，在敲定一個契約的時候，你可以控制你願意給到哪裡、給出什麼。」 跳脫既有的「浪漫愛」腳本有很多條路，她認為，「其中一條就是商品化、契約化的方式定義關係。」 實際上，和眾多爹地出過門，意欲越界的試探不乏有之。例如在獨處時問喬薇「有沒有跟男朋友⋯⋯過」，或直接試探她的身體界線；或當她詢問對方預計碰面的吃飯地點，卻收到飯店地址，讓喬薇「氣到笑，他甚至沒有要弄什麼招式」，如此直白。她覺得這個人也「笨得不太危險」，「不要回應這種試探就好」。 又或是有爹地說好只出門陪吃飯，卻在點了滿桌食物後，問她可不可以牽手，遭她拒絕後，對方還連珠炮似地輸出一段話，強調：「你看我很紳士，我都會先問。」欲蓋彌彰他被拒絕後的侷促。 「有了契約之後，那些爹地想要多做什麼，至少會有自知之明要先詢問。這會讓我覺得：男生還是可以教的嘛，做得到先得到女性同意的！」喬薇說。 相較於外界認為當甜心寶貝充滿危險，在喬薇的經驗裡，契約的框架反而為充滿各種社會預設的異性互動，帶來另類的保障。被性騷擾、被逾越身體界線、被當作性客體評價，是女性經驗的日常；透過契約，喬薇反倒能事先和對方溝通想要什麼、不要什麼，認識更多學生生活圈以外的約會對象，倘若遇到不好的約會經驗，也還可以告訴自己那些為了出門裝扮的精力、付出的情緒勞動與時間，至少有拿到金錢報償。 她憧憬幻滅，「認清這是一場交易」 然而，不是所有「寶貝」故事都像喬薇一樣順利。 2025年，「雙Q」（化名）29歲時，重新打開了兩年前在同事鼓譟下註冊、當交友軟體鬧著玩的糖約會網站，用她的話說──開始「釣魚」，放線找願意付費約會的爹地。 雙Q小時候的夢想是當漫畫家。她大學服裝設計系畢業，曾經做過餐飲業主管跟影城值班經理。2025年3月冬春交替，她精神疾病復發，幻聽、焦慮、恐慌接連發作，她先是辭掉了一天8小時的櫃台代班，再棄守半天4小時的咖啡廳打工。 失去了固定收入來源，但租房、心理諮商、精神科門診與衣食、交通都需要錢。雙Q跟朋友提起「糖約會」時，總說自己是「去打工」。 長相稚齡，擅長開話題閒聊，是她在這個圈子的優勢。網站上爹地琳瑯滿目，她先挑近距離的對象，因為生病，「才不會連出門都沒有動力」；其次挑年齡，她說，年齡差距大，更能保證對方不單只想交友聊天，才有機會建立長期的付費關係。 兒時和父親不親，雙Q一直嚮往爸爸般會嘮叨瑣事的伴侶，強烈地展現對她的在意和疼愛。 第一次打工，她遇到一位戴眼鏡、啤酒肚的中年大叔，自介寫著想要陪伴感，「但他實際上的行動，我看到、感受到、跟我被對待的方式，他就是想要上床。上完床，丟東西給我吃，滑手機，不跟我聊天。他口中所謂的陪伴，是各滑各的手機。」這次「打工」約在大叔家裡，他沒有準備保險套；初次上工，她也不懂得要自備。 那回出門，雙Q忘記帶錢包，問大叔除了約定好轉帳的10,000元之外，可不可以給她一些現金，讓她去買避孕藥？但大叔除了轉帳之外，不給現金也不給藥，只開車載她到超商，就地丟包。她只好央求路人借點現金，她再手機轉帳。「他甩了我很多『巴掌』。」原本要談長期包養，轉瞬破局，她心中對包養的一點憧憬，就此幻滅，「我已經認清這是一場交易。」 雙Q第二位遇見的打工對象，是名40多歲的已婚傳統產業小主管。兩人常見的打工行程，是到旅館泡澡、上床、打鬧、抱抱，完事後，小主管會帶雙Q去附近的商圈，放她下車買晚餐，再將她接送回租屋處。雙Q自稱「手搖魔人」，那陣子喜歡金萱雙Q不加糖去冰，小主管記得雙Q的喜好，約見面常主動幫雙Q帶一杯，還早安晚安問候日常餐食。 雙Q一度對小主管萌生依賴，也感覺自己被需要。直到有次兩人「打工」被小主管的私事打斷，她乾等10分鐘後，決意自行離去。 從那之後，她對這段關係都站在一定距離外冷眼靜看：「他還說在我喊停之前，他是不會喊停的。但這種事都是聽聽就好。誰知道哪天就膩了呢？」她向小主管坦白被拋下的不開心，需要重新拿捏彼此間的距離，兩人於是協議不再進雙Q家，劃清個人空間與打工間的界線，小主管也答應不會再無故離去。 像這樣一次打工收入約10,000元，「是我一整個月看病的數字，兩次的話可能就可以抵掉房租。」她也更有時間在家休養。她的理想月收入是40,000元，打平過往在職場的收入。 「畢竟說到底就是一個工作，失去這個金主，我金源就斷了。我需要找更多備胎，保障自己後患無憂。這些話他都聽過，也都明白。他說，既然沒辦法給我更多承諾或付出，就希望在這段有緣分的關係多照顧一點。」 2025年5月受訪時，即便知曉新的打工關係可能冒著未知風險，雙Q仍舊沒有停止騎驢找馬，以備不時之需。 「安全下莊」各憑本事，平台與使用者風險承擔的不對等 雙Q曾經聽過其他寶貝們的「鬼故事」，比如：開房間被偷東西、談妥金額卻受事後敲詐，或因為婚外關係被以「侵害配偶權」提告民事訴訟。 雙Q在自己的社群平台分享當甜心寶貝經歷的插畫，認識了其他甜心寶貝。她們支持雙Q的選擇，以當甜心作為生病期間的收入，也都提醒她要照顧好自己。 回溯當甜心寶貝的經驗，喬薇常說自己是這行的「極端值」，因為某些客觀條件，她才能每每「安全下莊」，繞開危險情境。 首先是頂大學生。喬薇說：「我會很誠實跟對方說我念什麼學校，我得到過N個反應是說：『喔，怎麼跟我女兒一樣。』我原本的情人角色，瞬間變成他們的女兒，進入一個父女關係的投射，這就會影響對方怎麼對待我。」 原本對那些爹地來說，甜心寶貝可能是性別階級低一階的女人，但當你說出了一個在他們評價人的標準中認可的學歷，好像就超越了他們原本習慣面對女人的互動腳本，需要重新調整態度，不能那麼隨便。 第二，是她在自介中明說沒有迫切的經濟壓力。因為不少爹地知道寶貝真的缺錢時，就會用經濟誘因作為越界、噤聲的手段，「但我在自介第二句就說我不缺錢，幫自己篩掉了一些覺得用錢就可以找到全世界的人。」 由甜心、爹地及平台的角色來看，糖約會平台就如同外送平台，雖然收取手續費，但是對雙方的權益卻得以置身事外。 小樓說，相較其他親密工作（如酒店等），糖約會的參與者較少受業者規則與抽成束縛；若遇上消費或法律糾紛，參與者與平台沒有權利義務關係，個人需承擔的風險也隨之提高。 小樓從平台經營者角度，列舉參與者間的各種糾紛：錢沒拿到、錢談不攏，大概占6、7成；再來是「被強迫」，比如原本已經說好性事要有安全措施，卻沒有做；再嚴重些，就會是性暴力事件，像是偷拍、私密影像外流，「但相較於金錢糾紛，暴力與偷拍是少數。」 查看台灣前六大糖約會媒合平台的規定，多數在近3年都開始提供或長或短的文章，簡介約會注意事項，與可能涉及的法律風險，比如：初次碰面應約在公共場合、約會要保護個人敏感資料與財物、建議事前溝通雙方關係狀態、禁止詐騙等等，並在平台公開站方聯繫管道，或提供站長私人LINE ID，當成客服窗口。但務實點看，如果真的遇到性暴力，有站長的LINE，也沒什麼用。 小樓坦言，平台端僅能提供事前風險勸導，註冊過程審核身分（例如有些網站要求參與者上傳身分證），也建立對不良人士的檢舉管道；倘若真正出事，也會提供使用者法律諮詢服務。但是，他說，因為sugar dating互動也發生在私密空間，舉證不易，願意走進司法體系的參與者並不多。 陳美華指出，「平台提供這些人媒合交易的形式，坦白講它不是雇主、沒有雇主責任。我們現在對外送、網購、Chat Room（網路聊天室），都有很多這種糾紛，平台經濟的發展已經超越法律規範。」 她認為，如果社會有這樣親密關係的需求，讓這些情感外送平台蓬勃而生，那麼「法律就要跟上，慢慢納入規範」，例如食物外送員的權利保障已到了立法層次；「當然，糖爹跟甜心寶貝的關係還是相對汙名的，所以甜心寶貝更難在權利受損的時候去主張，所以其實更需要法律介入。」 「站方會有一個說法，叫你挑那些儲值比較多的、開價比較高的爹地，而不要跟開價太低的人出門，這樣風險比較高，」喬薇說，這除了是階級歧視之外，站方想把風險外部化，「透過一個人能夠出多少錢，來篩選潛在的風險」。 在糖約會的世界裡，在早已設定的規則中，女性試圖奪回親密關係中的主導權；「親密關係」商品化的邏輯瓦解了「浪漫愛」的崇高地位，女性不再在愛情中無償付出。但是，在這個實驗場域中，看似各取所需，其實仍充滿了風險。 滿開心報導者寫相關的新聞 表面上是各取所需 但是暗藏的風險才是最需要注意的 現在社會經濟狀況越來越極端 希望女孩們都能安全地賺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