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之聲2025年8月3日】（作者：楚若薇） 「天下為公」一語出自小戴傳《禮記》四十九篇之第九《禮運》，「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在《禮記正義》中載有漢代鄭玄註云：「名曰《禮運》者，以其記五帝三王相變易、陰陽轉旋之道。」 即記錄了五帝與三王時期禮之變易之事。「天下為公」，謂天子位也。為公，謂揖讓而授聖德，不私傳子孫，即廢朱均而用舜禹是也。「選賢與能」者，曏明不私傳天位，此明不世諸侯也，國不傳世，唯選賢與能也。由此可以看出， 「天下為（wéi）公」 的意思是，天子位不私傳子孫，而是授予賢能、聖德之人。文中「朱均」指丹朱和商均，分別是堯和舜的兒子。五帝以前的大同之世，雖有「私己」存在，但「不必為己」，財貨「不必藏於已」，「是無吝留之心」；「欲得身出氣力，是勞事無憚也」。即有勞事時捨得出力，不惜力。 「是謂大同者，率土皆然，故曰大同。」「同，猶和也，平也。」大同之世意即人類道德水準較高的太平、平和之世。 由此可以看出，大同之世的「公」，「公猶共也」，意思是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不是哪一姓的「家天下」。 「天下為公」是指公權力不私傳、不私有，此處「公」是泛指，並無一個與「私有」相對的有形的「公有」或「國有」實體存在。而且大同之世是中國上古時代所經歷的一個歷史時期，並非西方文化中的「烏托邦」理想或夢想。 在《禮記·禮運》中記述了孔子接下來講的話：「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裡，以賢勇知，以功為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自夏禹之後的三王時期，《禮記正義》中載鄭玄闡釋：「大道去也」，「天下為家者，父傳天位與子，是用天下為家也，禹為其始也。」「然五帝猶行德不以為禮，三王行為禮之禮，故五帝不言禮，而三王雲以為禮也。」也就是道德下滑之後，各自為己，「則更相爭奪」，才開始以禮為紀，人心不行了之後開始轉向外形的規範和約束，「故並用禮義，為此以下諸事之紀也。」 這便是「天下為家」的家天下之後禮義的始端和由來，從此便無「為公」的概念了，有的則是天子與臣民。這也標誌著德合天地、盛德煌煌的「大一統」時代的終結，從盛德普照、望德來歸的天地總系的五帝之世，轉向受天命為王、坐擁天下的替上天牧民的三王時期。這也是人類歷史發展進程中的必然。孔子所處的時代是三王之末「禮崩樂壞」的歷史時期，孟子云：「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盡心下》）社會的君王與黎民二元結構已經形成：「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唐代吳兢《貞觀政要·卷一·政體》）但此時還沒有「公有」他人財產的意識出現。隨著國家價值概念的形成和逐漸厚重，後世人漸漸的為國家價值意涵中注入了在個體之私之上的「公」概念和「公有」意涵。 起源於西方的「烏托邦理論是指有關空想的或理想的社會思想，提示人類社會應如何建立才是最完美的說法。所有的烏托邦論，大體上有三個共同特徵：（1）虛構的；（2）描寫一個特殊的國家或地區；（3）主題多是虛構國家或地區的政治制度。⋯⋯自古希臘時代起，即有許多烏托邦社會的論述，其中最為有名的當是柏拉圖的《共和國》（註：又譯作《理想國》等）。《共和國》一書成為後來思想家用以建立烏托邦的模範。⋯⋯烏托邦論的作者，都是著名的社會批評家，其思想的提出常能針貶時政，提出許多新觀點與新發現，而能促進社會進步。但由於烏托邦論多為想像，故不易為當時社會所接受，甚至到後世亦不易施行，因而多流於空想。」 [1]   總而言之，柏拉圖在《理想國》中提出的財產共有，特別是對於統治者階層的財產共有，是其理想國家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旨在通過消除私慾和利益衝突，實現公正、和諧的社會秩序。實際上，這種空想的本質是要採用強制的方法企圖通過消除私慾和利益，在人間建立天堂，這與中國上古時期的大同之世有著本質上的不同，那時古人的財產是私有的，只是人的道德水平維持在較高的水平上，樂於助人，樂善好施。 近代康有為的思想儘管以孔子學說為理論來源，但由於他是為國家救亡而尋求建立理論支柱，過度詮釋而與孔子思想的本義漸行漸遠，最終使孔教變成了「康教」。康有為在所撰的《禮運注》中說：「天下國家身，此古昔之小道也。夫有國、有家、有己，則各有其界而自私之。其害公理而阻進化甚矣。惟天為生人之本，人人皆天所生而直隸焉。凡隸天之下者皆公之，故不獨不得立國界，以至強弱相爭。並不得有家界，以至親愛不廣。且不得有身界，以至貨力自為。故只有天下為公，一切皆本公理而已。」 [2] 他以「天為生人之本」這種偏狹理解作為由天理向公理轉變的基礎，建構了公天下的觀念。在他的錯誤觀念中，天下為公變成了「天下為（wèi）公」，一切皆為公有。 共產邪惡理論的基礎來自於馬克思的《資本論》，其「剩餘價值」和 「剝削」歪論是「革命」行動的支點。在中國大陸表現為「打土豪、分天地」，人民公社式的「一大二公」「大公無私」和文革時期的「鬥私批修」「狠鬥私字一閃念」「靈魂深處爆發革命」等，不僅財產公有，還要誅心，使人成為黨的「馴服工具」。歷史證明，這種倒行逆施不可能長久，從上世紀五十年代的「跑步進入共產主義」，到文革中的「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最後不得不改革開放，退回到「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允許市場經濟和私有財產存在。 人類社會的發展和變遷是高級生命主導的有序安排，五千年人類文明都是在為末法末劫時期的一場大戲做鋪陳。凡是為了世間的理想或目標所建立的某種理論，都離不開利益的爭奪，所以是一種世間政治的行為，常常被別有用心的人用來強力灌輸，給人洗腦。而真正的傳統價值是啓發人向善，自覺的提升道德，使人的境界昇華，逐漸看淡世間的得失。上達的「喻於義」是回歸，下達的「喻於利」是淪沉。真正基於人的良知、善德的信仰是返本歸真的起點；政治化洗腦式的空想只會將人引向歧路，放縱人的慾望的結果是滑向深淵。 參考文獻 [1]  中華民國國家教育研究院，《教育大辭書》； [2] 康有為：《禮運注》（《康有為全集》第五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