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日治時期台灣教育史 【作者】：E. Patricia Tsurumi著，林正芳譯。 【閱讀心得雜雜記，42】： 派翠西亞．鶴見（E. Patricia Tsurumi，1938–2016）為加拿大裔的歷史學者，生前任教於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為該校婦女研究的創建成員之一。她一生的學術關懷高度聚焦於社會正義，其代表作《日治時期台灣教育史》原著出版於1977年，1999年由林正芳翻譯出版。這本書從政策、學制、教材與台灣人的回應，探討教育如何服務殖民統治並批判日本殖民政權的不平等體制。此外，作者亦專研近代日本婦女與勞工史，透過名著《工廠女孩》為底層女性工人的辛酸與韌性發聲。 第一章介紹日本領有台灣的「背景」。明治時期日本希望透過教育建立現代國家，取得台灣後，也將教育視為改造殖民地的工具。學校除了教授知識與技能，更要培養對日本的忠誠。 第二章「奠基：漸進主義和分離主義」說明初期教育制度的建立，以及漸進、隔離的政策。伊澤修二相信教育可以促成同化，兒玉源太郎與後藤新平則更重視統治的現實狀況，因此對對同化政策也有所保留。但總督府在漢文課與台灣傳統書房的暫時保留，是為了順應民情、吸引學生，穩定統治。但從本章可知，殖民政策並非一開始就有一致且固定的方向，都是滾動式修正。後藤新平（1857-1929）曾說：關於台灣的改造，必須說明的是日本在獲得之時，毫無治理該島的準備。我想這就演變成後來後藤新平所說的「無方針主義」吧！ 第三章「擴張：適合殖民地的教育」討論官員既想推廣新式教育，又擔心高等教育帶來政治上的挑戰。臺中中學校初設時，課程與日本中學校不同，也未充分銜接高等教育。這讓我疑惑，林獻堂等人爭取設校後，學生的升學與就業究竟改善多少？創校的意義固然重要，但是否實現創辦者的期待，仍須檢視畢業生畢業後的生活狀況。 第四章「制度化與整合」介紹1919與1922年教育令所帶來的制度調整。1919年因有受到威爾遜所提出的民族自決的影響，日本開始建立較完整的台灣教育體系，卻未滿足台灣人對中、高等教育的期待。1922年台灣教育令發布，推動臺日共學，宣稱就學機會公平，但語言、經濟條件與招生慣例，仍使台灣學生處於不利地位。第五章「共學令之後」，則追蹤共學政策後的教育發展。作者指出，日本學生進入原以台灣人為主的學校，進一步壓縮台灣人的升學機會（頁96–100）。臺北帝國大學雖然設於台灣，研究方向與招生卻主要配合帝國需求，臺籍學生人數有限（頁102–103）。學校設在台灣，並不代表台灣人能平等享用資源。然而當時有很多資質一般的日本學生考不上日本的學校就會來台灣考試，進入中、高等學校就讀。台灣學生也因為競爭激烈，名額較少，故有錢子弟多會到日本留學。 第六章「公學校的皇民化」，透過國語與修身教材，分析公學校如何推動日本化。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作者認為公學校教材的知識程度未必低於小學校，其差異在於塑造的社會位置。公學校的課本傳達出，台灣人應勤奮、守法，不被鼓勵成為掌握權力的領導者（頁122–123）。 第七章「日本教育和台灣人的生活」，討論日本教育與台灣人的生活，也比較台灣、朝鮮及滿洲的情況。學校教育、日語普及與社會教化的影響，延伸到日常習慣及戰後記憶，但人們的評價並不一致。滿洲較重視漢文教育的情形，我找到的資料指出，因為滿州國是獨立國家，未被日本併吞，且日本希望滿州形成新的「滿洲國意識」，取代原有的中國國族認同。 第八章「日本教育、台灣知識分子及政治活動」將教育與知識分子、政治運動連結。作者藉由史料說明蔡培火與林呈祿等人對同化、平等及自治的思考，顯示台灣人並非被動接受政策。許多反殖民運動參與者，也正是日本教育所培養的人才（頁181）。學校原本希望養成忠誠臣民，學生卻可能運用所學，反過來質問或對抗統治者。 第九章「結論」，總結殖民教育的矛盾：它傳授現代知識、擴大教育機會，也維持族群與階層的不平等。作者並將日本與歐美殖民教育比較，並認為歐美較少關注殖民地人民的教育，這個比較很有意思，但我也想知道，後來關於各殖民地及殖民地的原住民教育研究狀況，但這是個很大、很需要各樣不同語文能力並花時間去研究的主題啊！ 讀完這本書，我覺得本書的價值，在於把教育制度放回統治與社會關係中理解，也補充了我先前閱讀林茂生著作時，較少看到的殖民官員內部歧見。書中提到總督府會以出席競賽、獎品與模範生鼓勵學童就學的做法（頁50），更讓我想到現今的教育狀況。今天台灣強調個人主體性與多元發展，模範生制度是否也需要轉變？然後，日治時期的課本有較多生活實用的課文，與現今台灣著重個人主題、情意和感受的方向不同。我想每個時代的政治、社會氛圍都會影響到當時的教育政策，因此我們要盡量避免用現在的眼光來評論過去的政策。這本書我覺得寫得很好，資料豐富、論證詳細，且也拋出不少可繼續發展的研究議題，很值得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