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 康德與精神三變
據說一篇不能發表在學術期刊上的論文是沒有價值的。
Whatever. 文字只要存在，就能夠被人閱讀。
(dcard沒有哲學版？好吧反正尼采也是個詩人)
----------很長，真的很長------------------------
在《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Also sprach Zarathustra）中，尼采提出了著名的「精神三變（drei Verwandlungen）」，描繪人類精神發展的三個階段：變成駱駝，變成獅子，最後變成嬰兒。精神的三種型態，按尼采的話來說，分別對應著三種意志展現其強力（Wille zur Macht）的不同方式，它關涉到人如何設定「價值」以及如何斷定「何物是有價值的」。在駱駝的階段，人是一個「負重的精神（der tragsame Geist）」，在他身上，一切好的、有價值的事物都是一份外來的重負，通過「服從」並「承擔」這些價值，人展示了自己的強力。當駱駝走進沙漠深處，在轉變為獅子的過程中，它遇到了一隻巨龍：你應當（Du sollst）。獅子戰勝了巨龍，用「一個神聖的否定（ein heiliges Nein）」毀滅了「你應當」，並說出：我要（Ich will）。在上述寓言中，康德的令式（Imperativ）——「你應當」——被尼采用來總結精神的第一個階段，作為沙漠中的巨龍，它是駱駝最後的、也是最偉大的重負。
就「精神三變」本身來說，尼采對康德哲學的提及與詮釋顯然無關宏旨，但我仍嘗試在其詩意的、非理論的書寫中挖掘這個題目。這麼做並不是出於論戰的意圖，換言之，我並無在其中任何一者面前捍衛另一者的打算，即使我們可以輕易地辨識出「攻訐者」與「被攻訐者」的角色。面對這兩種相左的立場以及它們各自的代表者，我們的首要任務不是「選擇」而是「澄清」，因為查拉圖斯特拉神秘晦澀的言說使它們至今仍籠罩在一片迷霧當中。至少就我們此處涉及的文本來說，攻訐雙方的命運休戚相關：如果無法正確地把握康德哲學的內容或尼采對他的詮釋，就無法理解「駱駝」的意涵，以及精神從駱駝變形成獅子的意義；相對地，如果對「精神三變」一知半解，不知道尼采的批判有何意義，就無法正當地替康德作出回應。從某一方的理論立場出發不公正地對待另一者，無論是扭曲、簡化還是漠視，都必定在某種程度上伴隨著對己方的誤解。為了避免上述情況，我認為重新檢視並評估尼采關於康德的言說是有必要的。具體來說，我們接下來在這一工作中所進行的全部嘗試，都可以被簡單地視作對同一個問題的回答，即：康德是一頭駱駝嗎？
首先，我們必須摒棄一種流行的錯誤見解：認為駱駝象徵的是那些在社群中循規蹈矩生活的人，所謂重負指的則是外在的價值規範，其來源是城邦或社會久遠以來流傳至今的傳統。駱駝的馴順和服從，以及所有駱駝都有一個主人這一事實，使讀者傾向於將負重的精神承擔價值的行動理解為某種對權威的服從。假使帶著這一理解繼續本文的任務，我認為，最後在終點等待我們的，將只會是叔本華的而非尼采的康德詮釋。事實上，尼采對駱駝或負重的精神的描繪遠較前述所言複雜得多。
在〈精神三變〉的開頭，查拉圖斯特拉說：「我要向你們列舉精神的三種變形：精神如何變為駱駝，駱駝如何變為獅子，獅子如何變為嬰兒。」我們注意到，在精神變形的第一個階段，駱駝不是變形的起點，而是第一次變形的結果。駱駝的前身是什麼？牠如何由之而來？即使尼采並未在這個問題上多費筆墨，我們仍可以從駱駝的形象中瞧出端倪。緊接在開場白之後，查拉圖斯特拉依次描述了負重的精神的六個作為，或者說，它試圖承擔的「所有最沉重的重負（alles dies Schwerste）」：
「最困難的事（das schwerste）是什麼呢？諸位英雄們，」負重的精神問道，「我可以背負在自己身上、並藉此陶醉於自身力量的最沉重者（das schwerste）是什麼呢？
難道不是通過謙卑來傷害自己的驕傲嗎？顯露自己的愚蠢，藉此嘲笑自己的智慧？
或是：在我們的事業慶祝其勝利時與它分道揚鑣？攀登高山只為尋找試探者（um den Versucher zu versuchen）？
或是：以知識的橡子和青草為食，為真理之故忍受靈魂上的飢餓？
或是：在生病時把安慰者送回家，和永遠聽不到你想要什麼的聾人交朋友？
或是：蹚入污穢的水中，只要它同時也是真理之水，且不驅逐冰冷的青蛙和灼熱的蟾蜍？
或是：愛那些鄙視我們的人，並在鬼魂想嚇唬我們時向祂伸出手？」
試問，在所有這些行為中，又有哪一個能夠出自循規蹈矩、唯傳統和權威馬首是瞻的庸人？尼采說得非常清楚：駱駝不是一般人，而是英雄，也就是我們之中最好的、最優秀的那些人。在精神變形的第一個階段，英雄不再以肉體上的強大為傲，不再通過暴力、戰鬥和征服來展示自己的強力，因為他意識到，戰勝他人遠沒有戰勝自己來得困難，而「困難」才是英雄應當追求之物。最困難的行為、最沉重的重負（das schwerste），就是蘇格拉底式的自嘲：「原來我一無所知！」只有真正的勇者，才能「為真理之故忍受靈魂上的飢餓」，向所有人承認自己在知識上的匱乏和貧瘠。在這裡，英雄和哲學家的形象在駱駝身上合而為一。駱駝之馴順和屈從，並不意味著他們是拉斯柯尼科夫（Rodion Romanovich Raskolnikov）口中的「第一類人」，即那些保存世界而非推動世界、只會重複生產同樣材料的普通人。對這些人來說，駱駝所為之事即使不到標新立異、駭人聽聞的程度，也必然是尋常的價值標準無法輕易理解的。作為城邦中的最卓越者，負重的精神遠高於他生活其中的世界，獨特的、古怪的言行使他既遠離所有人，也受到所有人的疏遠。
同時，我們必須強調：駱駝不是嬰兒，換言之，它並未創造任何新的價值。英雄身上的種種美德，或者換個角度來說，在哲學家的言辭之間獲得提問、討論和定義的種種美德，對眾人來說絕非什麼嶄新的、陌生的東西。理智、勇敢、節制、正義等概念，並不是由荷馬（Homer）、柏拉圖（Plato）或者任何單一的傑出個體發明的。政治是眾人之事，價值亦是如此。無論是語言學還是思想史的爬梳都有其極限，超出文字紀錄之外的「起源」既然無法被定位或認識，便只能籠統地以「傳統」概括之。駱駝所背負之物確實源於城邦的傳統，也就是說，在何為「好」、何為「壞」的判斷上，卓越者與一般群眾分有的是同一份共同財產。第一階段的變形，改變的不是價值的內容，而是一個人接受或者承擔價值的方式。同一項美德，比如「誠實」，英雄遵循之的理由和庸人是不同的：他們實踐美德，不因其有利於自己或他人，只因這是最困難的、最好的、最近於神的，是「我能同時意願它成為一項普遍法則的那項格律」。在庸人與英雄之間，構成差異的不是價值的內容，而是看待價值的方式：是否有意識到它是外來者、更高者、不同於人者，並因此對自己做出較常人更多的要求和約束。
尼采使用「服從」這個字眼，只能夠是出於一種反諷的目的。英雄和哲學家看似自由不羈，實則和一切凡人一樣，都將自身的生命綑綁於對某一事物的追求。尼采一針見血地指出精神在此階段的自我陶醉和耽溺，並賜予它一個滑稽的形象：駱駝，所有動物中最馴順謙卑、不知反抗的一種。負重的精神「傷害自己的驕傲」、「愛那些鄙視我們的人」，以為只要遠離人性便能接近神，尼采卻殘酷地宣告道：你只不過是一頭自願服從的駱駝，一隻病態的動物。誰若因謙遜而自滿，試圖透過生命的自我戕害彰顯力量，本質上便無異於其他奴隸道德（Sklavenmoral）的承載者。相較於一般人，經歷了第一階段之變形的精神背負得更多、更重、更困難，但其思考與行事究其根柢仍依循著於前者相同的邏輯：貶抑感性、抬高理性，將生命的價值建立在對生命的否定之上。沒有「苦修理想（asketische Ideal）」，就不可能出現精神的變形，最初的英雄世代也不可能誕生。
至此，我們結束了對「駱駝」之基本涵義的廓清。只有首先完成這個工作，尼采對康德的詮釋才能為人正確地理解和把握。接下來，我們將要論述，康德如何被尼采描述為一種特殊的駱駝，也就是「巨龍」，以及它與獅子的對立究竟意味著什麼。
在《偶像的黃昏》（Götzen-Dämmerung）「真實世界是如何變成寓言的？一段謬誤的歷史」（„Wie die ‚wahre Welt‘ endlich zur Fabel wurde. Geschichte eines Irrtums“）一章，康德單獨地構成了其中一個階段。這並不是出於偶然。在尼采看來，康德既不同於早前的希臘和基督教哲人，也不能被粗暴地歸類在懷疑主義者和不可知論者之列；即使「物自身（Ding an sich）」的概念催生了後者。在虛無主義對自身尚無意識的前四個發展階段，康德佔據著一個獨特的位置。相似地，在「精神三變」中，尼采為康德設計了一個特殊的角色：一隻名為「你應當」的巨龍。
巨龍出現在精神從駱駝變形為獅子的過程當中，換言之，它處在一個「居間」的位置。面對獅子的挑戰，巨龍說：「所有事物的價值都在我身上閃耀。所有價值在久遠以前便被創造，而我就是所有被創造的價值。確實，不應該再出現任何『我要』。」在這裡，有兩個細節值得注意。其一是「創造」──在一部仿聖經體的哲學著作中，這絕非無意義的用詞。作為中世紀哲學的特有概念，「創造」連接的是作為造物主的上帝與受造的世界，即唯一的必然存在者與其他一切只能由祂賦予存在（existentia）的事物。若一物「被創造」，便意味著它是偶然的、變動不居的，與在時間之外固定不遷的存有本身（ipsum esse）判然有別。巨龍說「所有價值在久遠以前便被創造」，代表它已經清楚地意識到，沒有任何價值能夠像神一樣永恆不朽，換言之，不存在所謂的「先天（a priori）」。其二是「再」：「不應該再出現任何『我要』」，這句話暗示我們，精神在第二階段的變形不必然是一個線性發展的歷程。巨龍既然意識到了價值的偶然性，那麼，它自然也已知曉什麼是「我要」和「神聖的否定」。從駱駝到獅子，從負重的精神到自由的精神（der freie Geist），這當中不存在一條筆直的、單向通行的道路。第二次變形發生在沙漠，它既是駱駝的故鄉，也是獅子和巨龍的戰場。在此，精神的自我否定是雙向的。「你應當」和「我要」──主詞的錯位為我們描繪出一幅對峙的景象，並且，對峙雙方皆明白自己在與誰作戰。也就是說，巨龍有意識地拒絕成為獅子。獅子必須打敗巨龍才能完成它的變形，同時，巨龍業已做好了再一次扼殺獅子的準備。
獅子和巨龍的戰鬥，象徵的是伴隨著人之自我認識而生的不安狀態。第二階段的變形，建立在人對第一階段的反思和認識之上；在探索自我的過程中，精神發現了自身一切價值的源泉和根基，痛苦地意識到它只不過是一種「外來的重負」，是生命之自我欺瞞和戕害的產物。只有在英雄們主動將自己定義為「駱駝」的那一刻，下一階段的變形才會開始。從駱駝到獅子，精神試圖否定的不是任何外在的權威或規範，而是它對普遍性和永恆的信仰；在過去，唯有同時具備這兩者的，才被視作「存在（Sein）」，才是「真的（wahr）」。獅子的「我要」不是欲望的單純放縱，不是不受理性約束的個人私欲對法律和道德的反抗；它意味著，精神在經歷了駱駝的階段之後，終於意識到客觀的、普遍皆然的價值僅是一種虛構的寓言，因此轉而將價值建立在主觀的意志和欲望之上，無論後者從屬於個人還是集體。而巨龍說「我就是所有被創造的價值」，顯示它已經敏銳地意識到，一旦這世界不再相信普遍和永恆之物的存在，不再允許說出任何肯定的「是（sein）」，「我」亦將隨著上帝和真理一同死去。因此，名為「你應當」的巨龍必須戰勝獅子以奪回「真實的世界（die wahre Welt）」：
「真實的世界，無法達到、無法證明、無法許諾，但被視為一個安慰、一個義務、一個令式。（其實還是舊的太陽，只不過被濃霧和懷疑籠罩著；理念變成了崇高的、蒼白的、北方式的、哥尼斯堡式的。）」
......
叔本華說：「我們不能不懷疑康德是在嘲弄他的讀者。」因為在否決一切將「為善而善」建立在經驗基礎上的嘗試之後，康德的先天證明又一次向所有人宣布：「真實的世界」是「無法達到、無法證明、無法許諾」的。「理念」曾經是「太陽」，是「真」的來源，如今卻「被濃霧和懷疑籠罩著」，甚至被視作「虛妄」的同義詞。所以尼采是正確的：康德不是駱駝，因為義務對他來說不是外來的重負，因為他無法在不破壞其誠實的前提下肯定道德具有一個客觀真實的基礎。人類理性的自我立法，換言之，價值的內化，最終反映的亦是其虛無化──「人寧願意志虛無，也不願無所意志！」自我立法不意味著「創造」，因為使巨龍挺身為之戰鬥的是舊的世界、舊的真理與舊的道德。康德的令式──「你應當」──是重建普遍價值的最後一次嘗試，是虛無主義之自我意識的開端；作為沙漠中的巨龍，它是駱駝最後的、也是最偉大的重負。
至此，我們釐清了《道德的形上學之基礎》與此前所有道德起源假說的根本分別，藉此確定了巨龍和駱駝之間的差異何在。為了指明康德在「精神三變」中的位置，我們必須進一步探究巨龍和獅子的關係，更準確地說，是它們各自與駱駝的關係。本章餘下的工作致力於解答以下問題：為何從駱駝到獅子的過程被命名為精神的「變形（Verwandlung）」，從駱駝到巨龍過程卻並未以相同的方式被理解？在尼采看來，即使巨龍與獅子擁有相近的視域，在種群上它仍然屬於駱駝而非獅子，且未能自成一類、單獨地構成精神的一個階段；康德的「你應當」仍屬「負重的精神」，是它特殊的、極端的甚至最終的表現形式──為什麼？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將為獅子和巨龍的對立，也就是尼采本人和康德的對立，提供一種新的、同時又確實以尼采自己的詮釋為基礎的視角。
駱駝通過承擔外來的重負展現其強力。價值對負重的精神來說是「外來的」，這包含兩重意思：第一，它立基於一個客觀真實的世界；第二，它是外於人、高於人，或者說，近於神的。英雄和哲學家卓絕獨立、超拔於眾人之上，因為他們追求的不是個人、家庭或是城邦的善，而是善自身（Gut an sich），是不存在於任何經驗現象當中的普遍者與不朽者。對「最沉重的重負」的渴望，使駱駝用謙卑取代驕傲，以愛報償所有由他處收獲的仇恨，自願扼殺一切動物性的欲望和衝動，通過傷害自己獲致「力量感（Machtgefühl）」。重負，意味著對生命的排拒、壓迫與戕害，意味著外來者與更高者施加在人類本性之上的殘暴統治，意味著一場戰爭──巨龍和獅子的戰爭僅是這一次戰爭的延續。「就『更高等的天性（höheren Natur）』、更精神性的天性而言，今日或許沒有比這更具決定性的標誌──在那樣一種意義下分裂為二，並且實際上還成了那樣一種對立發生的戰場。」即使是在變形的第一個階段，精神業已是一個戰場；它代表理性與感性、法則與激情嚴重的內在鬥爭，一種倫理上的不成熟狀態。精神向下一個階段演化和變形的動機，便是為了終結這一自己對自己的戰爭。也就是說，巨龍和獅子雖然互為死敵，實際上卻擁有一個共同的目標：結束精神內部的戰爭狀態，達致內在的和諧、統一與健康。
共同的目標首先意味著共同的敵人。在《論道德的系譜》（Zur Genealogie der Moral）的前言，尼采直言此書作為一本「論戰著作（Streitschrift）」，其對手正是他「偉大的導師」叔本華。叔本華推崇「非利己、同情的本能、自我否定、自我犧牲」的價值，將道德重新建立在康德眼中不純粹的愛好之上，視愛與同情為「價值自身（Werthe an sich）」。尼采指出：
「現代哲學家對同情的高估和嗜好是一種很新的東西。迄今為止，哲學家皆一致同意同情的無價值。我只提柏拉圖、史賓諾沙（Spinoza）、拉羅什福科（La Rochefoucauld）以及康德──四個彼此再殊異不過的精神，卻在這一點上達成了統一：他們皆給予同情很低的評價。」
在尼采看來，被叔本華引以為道德之基礎的「同情」，實際上源自弱者對強者的反抗，是「道德上的奴隸起義（der Sklavenaufstand in der Moral）」所帶來的結果。歐洲精神耗弱的癥候，最明顯地體現於基督教「愛你的敵人」的誡命當中；在其背後起作用的是一種「轉而反對生命的意志」，它仇視貴族與生俱來的強壯、富足與健康，命令負重的精神出於對他人的愛壓抑並傷害自己。人同時身具利己與非利己兩種傾向，既無法捨棄自我保存的本能，又對更高的「善」心存嚮往，因此必然會陷入兩難的境地。為了避免在「壞良心（Schlecht Gewissen）」無休止的自我鬥爭中徒然消耗全部的力量，駱駝必須放下其重負，或者說，精神必須學會不再將價值視作外來的重負，不再將「善」規定為理性對感性、法則對激情、神對人的統治。暗含在「你應當」這一令式中的二元對立，同一意志既作為命令者又作為服從者的雙重身分，現在必須被取消。肯定生命的意志和否定生命的意志在駱駝身上病態地糾纏在一起，要擺脫重負，擺脫倫理上的不成熟狀態，就必須使其中一方完全勝出。無論哪一方獲勝，都可以結束精神嚴重的內在鬥爭──換言之，在經歷駱駝的階段之後，精神的面前出現了兩種選擇、兩條分歧的路線：成為巨龍，抑或是成為獅子。
用理性束縛感性，遵循法則而非激情，超越人性以達致神性──凡此種種皆意味著一種更高的生命形式（form of life）對人之自然本性的壓迫，一場至高者與低賤者之間的殊死搏鬥。負重的精神通過貶低生命展現生命之強力，獅子卻說「我要」，拒絕任何由上至下的約束和宰制，用一句「神聖的否定」顛覆了由柏拉圖開啟的理性主義傳統。獅子驅逐了理性，推翻了久居統治之位的至高者，終結了精神長久以來的內戰狀態。相反地，在同一動機的驅使下，名為「你應當」的巨龍則選擇將駱駝的邏輯貫徹到底，對生命說「不」──哲學史上前所未見的、最徹底的一聲「不」！尼采否定同情，是因為它是偽裝成愛的憤恨（Ressentiment），是奴隸對貴族、病弱者對強而有力者的束縛；康德否定同情，則是因為道德法則之建立不容許摻雜任何主觀的愛好和欲望。對康德來說，一個嚴格意義上的好人，一個其行為具有真正的道德價值的人，只能夠是一個缺乏同情心的人：
「假如自然在某個人的心中原本就賦予很少同情心，而他在氣質上是冷漠的，且對他人的不幸漠不關心（在其他方面，他是一位正人君子）；這或許是由於他稟有忍耐及剛毅的特殊天賦（甚至對他自己的不幸亦然），而假設或甚至要求其他每個人也有同樣的天賦。如果自然原本未將這樣一個人（他的確不會是自然的最壞產物）塑造成慈善家，難道他就不會在自己身上另外發現一個根源，可賦予他自己一個較一個善良氣質可能具有的價值高得多的價值嗎？的確！正是在這裡顯出性格的價值，而這項價值在道德上無可比擬地是最高價值，此即：他並非出於愛好、而是出於義務去施惠。」
確立道德之最高原則的首要步驟，是在人的動機當中辨認並排除一切涉及愛好的成分，藉此區分「出於義務」的行為與僅僅是「合於義務」的行為，區分人之主觀「意欲（Wollen）」以及服從客觀的、普遍的道德法則的純粹「意志（Will）」。為了擺脫重負、結束精神內部的對立狀態，其中一方必須完全勝出──於是尼采推翻了至高者對生命的統治，康德則試圖清除所有感性經驗與欲望的痕跡，使理性的統治變得比過去更乾淨、更純粹（rein）。巨龍是精神發展的另一條支線，同時亦是其終點。從駱駝變為巨龍的過程不能以「變形」名之，因為其基本邏輯並未更易：貶抑感性、抬高理性，否定生命以展現精神之強力。哲學對人與生俱來的──先天的？──動物性欲望和衝動之蔑視與憎惡，在康德說出「你應當」的那一刻達到了頂點。「你應當僅依據你同時意願它成為普遍法則的那項格律而行動」──從中我們看不見任何傳統道德教誨的蹤影，看不見對欲望的控制、約束和壓抑，看不見對謙虛、節制、自我犧牲等美德的要求和推崇。康德說：「在情緒與激情中的節制、自制及冷靜的思慮不只在許多方面是善的，而是似乎甚至構成人格的內在價值的一部分；然而，要無限制地宣稱它們是善的，還差得遠（不管古人如何無條件地頌揚它們）。」──「還差得遠」，這就是康德對人類本性之自然愛好與欲望的最後宣判：它甚至不配被統治！一個行為要具有真正的道德價值，必須徹底地「排除」愛好，而不僅僅是在其之上施加「約束」；正如康德反覆強調的那樣，人甚至必須一併捨棄對美德、對曾經的「價值自身」的愛好。至善（das höchste Gut）對低下者的鄙夷達到了如此程度，以至於它主動放棄了統治，並因此顯得比過去任何時刻都更為崇高和莊嚴。駱駝於此抵達了它的終點，以不同於獅子的另一種方式終結了精神內部的戰爭狀態：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承擔重負者卸下了他的重負，因為他對之再無任何愛與欲求。
在結束同一場戰爭之後，巨龍和獅子──否定生命的意志和肯定生命的意志──旋即陷入了彼此間永無休止的鬥爭。這兩種精神之間的對立，亦展現於它們對其共同敵人的不同詮釋：尼采全盤否定基督教之愛，康德卻只要求人們重新理解上帝的誡命。康德表示，「那些命令我們去愛我們的鄰人、甚至敵人的經文」，不應繼續被視作人之非利己傾向對利己傾向的壓制，而必須轉化為純粹實踐理性的命令：
「因為愛當作愛好來看，無法被命令；但是出於義務的仁惠，縱使全無愛好驅使我們去做它，甚至為自然的且無法抑制的厭惡所抗拒，卻是實踐的、而非感受的（pathologische）愛。這種愛存在於意志、而非感覺的癖好中，存在於行為的原則、而非溫柔的同情中；但唯有這種愛能夠被命令。」
「你應當僅依據你同時意願它成為普遍法則的那項格律而行動」取代了「你應當愛你的敵人」，成為了道德的最高原則。無論一種「非感受的愛」實際上是否可能，只要「愛」仍想被視作永恆的、普遍皆然的客觀之物，它就必須接受康德附加的限定詞。現在，回到本文伊始的那個問題：「康德是一頭駱駝嗎？」經過這兩章的工作，我們似乎可以肯定地回答：不是，因為作為精神發展的另一條支線和終點，巨龍在將駱駝邏輯貫徹到底的同時，亦不再承擔其原有的重負。在確立道德之所在時嚴格地排除一切形式的愛好，使康德與所有負重的精神拉開了距離，在「精神三變」中佔據著一個獨一無二的位置。然而，本文的工作並未在此結束。這是因為，除了對法則本身的意願之外，《道德的形上學之基礎》中還出現了另一種截然不同的意願──即對「作為目的自身的人」的意願。
......
在「始終把人當作目的，決不只當作工具」這項命令背後，存在著康德對他人之幸福的意願。他極力擺脫「道德情感這種臆想的特殊情感」，唯獨在這一點上失敗了。在他對「人」的意願中，我們看到的不是以可預期的互惠關係為條件的揀選，而是一種無私的愛：如果不能使所有人皆擁有生而為人與生俱來的尊嚴，他便無法尊重自己；如果不愛他人，他便無法愛自己。即使已經意識到了將由目的原則引起的內在矛盾，康德仍舊背負起了這份重負。他無法完全捨棄「同情」，就像伊凡．卡拉馬助夫（Ivan Karamazov）無法不愛自己的正直。與尼采或杜斯妥也夫斯基（Fyodor Dostoyevsky）不同，康德即使在理論上也未跨越舊道德的界線，沒有走出精神變形的第一個階段。因此，他終究是一頭駱駝。
結語
虛無主義的本質，是人對這個世界的絕望所引致的痛苦。這樣一種絕望和懷疑主義者持有的絕望並不相同。懷疑主義主張這世上不存在真理，「一切都是虛假的」，這本身亦是一種積極的信念，因為它至少能夠判斷何者為真、何者為假，為「真理」設下了某些條件和標準。相反地，虛無主義不在真實和虛假之間進行區分，因而無法宣講任何東西，不說一句肯定的「是（sein）」。1921年的荒原狼（der Steppenwolf）身上那種「沉靜的、相當確切的、幾乎已經變成習慣的絕望」，不是任何一場單純的知識論危機能夠引致的。人可以沒有真理而活得好，但令所有荒原狼痛苦的是，在真實的世界和虛假的世界一同被取消之後，他們卻仍然能夠分辨好與壞、善與惡，仍然相信某些東西比另一些東西更好、更高、更有價值。然而，價值判斷倘若沒有客觀真實的基礎，所謂「相信」又與受人唾棄的「信仰」何異？更好的假使不同時是更真實的，它的「好」又有何意義？這裡的「真實」，指涉的不是命題的邏輯值，而是生命、實現和作用，那些能夠在時空中產生並推動歷史、在每一個個體之中引起激情的事物──正因如此，所有理想都是不真實的，都是沒有意義的！虛無主義的絕望源於這樣一個事實：我沒有任何真實的、因而才有意義的依據，證明歌德比汲汲營營者更高、英雄比鼠輩更高、誠實比虛偽更高……人的價值判斷背後必有求真的意志（der Wille zur Wahrheit），但人不再相信自己擁有真理。於是，荒原狼得出了他唯一的結論：「質疑尊嚴，最終質疑的是人類生命的意義……一切不過是猴子把戲！」
尼采在《希臘悲劇時代的哲學》（Die Philosophie im tragischen Zeitalter der Griechen）中說，在「水是萬物的起源」這個命題背後，是關於「一切是一」的形上學信念，使泰利斯（Thales）成為了西方歷史上的第一個哲學家。「我們在所有哲學家身上，在他們為了更好地表達它而作的不間斷的努力中，都可以發現這種信念。」無例外地，它也存在於以尼采為首的所有虛無主義者身上。荒原狼說「一切不過是猴子把戲」，這一判斷同樣源自一種神祕的、深刻的直覺，它不僅揭示了「我們這個時代、我們的智慧、我們文化的缺憾和無望」，還貫穿並洞悉了「所有人類文明的核心」。和泰利斯不同，荒原狼的「一切」指涉的並非世間萬物的存在（Sein），而是此在（Da-sein）於其中反覆經歷生成、變化與消逝的時間，也就是所謂的「歷史」。對「一切是一」的信念既使人開始從一種整體的視角把握「自然」和「世界」，也創造了「歷史」──更準確地說，是「普遍歷史（allgemeine Geschichte）」的概念。
普遍歷史是一種引導的學問（Leitwissenschaft），有別於建立在經驗基礎上的歷史研究，它建立在如下的理念之上：認為各個時代、各個地域的人類活動是一個統一的整體。同時，由於歷史研究的對象是人，一個自由的行動者，所以康德認為一部預測人類整體發展的歷史只能建立在對人作為道德主體的身份的反思之上。換言之，普遍歷史之理念的在場與否，既是一個形上學問題（因為它預設了一種目的論的視角），也是一個道德問題（因為它所設定的目的是道德的）。在理性通過對自身的批判否決了自然的形上學之後，倫理學領域遂成了「一切是一」的思想最後的居所。值得注意的是，《在世界公民的觀點下的普遍歷史之理念》（Idee zu einer allgemeinen Geschichte in weltbürgerlicher Absicht）雖然主張歷史學家應當從目的論的角度來書寫人類的歷史，卻在同時表達了對這樣一種歷史觀的懷疑和不信任──或許，這一切最終只不過是猴子把戲？
虛無主義始於人對歷史的沉思，是由過量的歷史知識導致的必然結果。西方哲學的整個歷史，在尼采看來即是虛無主義自我開展並意識到自身的過程。在形上學終結之處，它提出了最後一個形上學命題：一切毫無意義。在十九世紀之後，所有不能回應虛無主義境況的哲學，都宣告了它與人之問題的根本斷裂和疏離。一個拒絕直面虛無主義的人，就像處於蒙昧狀態下的嬰兒一樣，懵懂快樂，難以共情「成人」（adult/ become human）的痛苦。本文的全部工作即在於指出，康德的啟蒙並不如後人所認為的那般狹隘，或者說，幼稚（childish）。尼采和康德，一個隱密的形上學家和一個潛在的虛無主義者，在表面的敵對之下蒙受著相同的苦難。兩者都追求純粹，兩者都承認人無法區別之物──愛與恨、善與惡、真實與虛假──即是沒有區別之物，兩者都以一種令人難堪的、近乎病態的誠實折磨自己，並因此展示出常人難以企及的健康和強力。
------------謝謝你讀完---------------
刪去了枯燥的部分(康德我說的就是你)但可能還是很枯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