樓主分析武裝平民的道德問題很贊同 分享日內瓦公約的細節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前情提要
分享一篇分析吳怡農、李喜明等人前年提出組建「國土防衛部隊」的道德、人權問題
在現有的職業軍人建制、後備軍人動員體系之外，另建立一支「國土防衛部隊」，並由不分年齡、不分地域的公民依其地緣關係就近組建、參加並直接投入戰鬥的這種構想，恰恰拆除了現代戰爭規則中，對平民和對戰鬥員兩類人群，給予不同對待的防火牆。
日常其實本有各種其他工作的平民，在戰時被都將視為潛在的戰鬥人員。
被這一體制分配到必須儲存零散輕武器、以備緊急集合時待用的民用設施、公用設施，例如村里辦公室、國民運動中心、大型體育場、高中大學校舍等，都有可能被列為潛在的戰鬥中打擊目標。
這一體制的設計，恰恰向全世界公示了一個信息：但凡在戰時，台灣全島將成為一個全民皆兵、全體不分職業皆投入武力作戰本身的戰鬥體。
這將造成一個什麼樣的後果？那就是，全島所有的平民，由於其都是潛在的戰鬥員、都有集合動員分配武器在自家附近打游擊的編制和任務，那麼大家的平民身分在戰時也就不再平民，導致所有人、設施、民用船艦車輛，都逸脫於國際人道法體系──或者說，國際戰時法所賦予的，平民應享有的，不受交戰方侵害的保障權利。
在經過20世紀人類的幾輪殘酷殺戮後，經1940年代和1970年代兩輪完善後的國際人道法體系規定了：
對於「不實際參加戰事之人員，包括放下武器之武裝部隊人員，及因病、傷、拘留、或其他原因而失去戰鬥力之人員在內，在一切情況下應予以人道待遇」– 1949年8月通過的《日內瓦第一公約》。
也就是說，國際人道法所保障的，不只是平民，也包括選擇不再戰鬥或喪失戰鬥能力的原武裝人員。
而對平民之外的，則歸為另一類人群，即軍事衝突中的武裝部隊，加上「構成此種武裝部隊一部之民兵與志願部隊人員」。
「衝突之一方所屬之其他民兵及其他志願部隊人員，包括有組織之抵抗運動人員之在其本國領土內外活動者──即使此項領土已被佔領」，也是戰鬥人員。
武裝中衝突中的各方，只能攻擊彼此的戰鬥人員和軍事目標。國際人道法禁止對平民和民用物體發動直接攻擊，包括禁止在一定範圍內不特定、無差別式的攻擊。
在國際人道法體系中，禁止衝突方故意攻擊平民規則的唯一例外，就是在平民直接參加敵對行動的情況下。例如：當他們拿起武器攻擊敵人時。在這種情況下，衝突方可以將其作為攻擊目標，但也僅限於他們直接參加敵對行動期間。
「全民戰時皆轉兵」的構想，卻是把例外變成了普遍，使戰鬥行為的邊界被無窮地向內推延。
「全民戰時皆兵制」一旦成型推開，不意外的情況，將是村村在編、區區列管、每個鄰里都有潛在可轉換為戰鬥員的人員，每個街區可能都設有集散防衛裝備或武器的公共設施。那麼，一旦啟戰，恐被攻擊的目標，也將不只是傳統作為戰略戰術目標的各軍種陣地、營區、指揮部、機場、重要鐵公路節點和重要能源設施、公署等而已。
在阻卻攻勢於島外的第一步落空、阻卻攻勢於灘頭的第二步落空之後，此方案恐使布建於全社會各地，四散於居民區、商業區、農業區、山區產業道路等民兵集結點，都可能成為交戰活動發生的戰場。
這是一個嚴肅的選擇。這是一個會使戰鬥活動擴於全境、使全民（不只是志願參加戰鬥的平民，還包括生活在他們周邊的人）都有可能在極近距離內接觸到交戰活動的一種設計。
如果真要將交戰活動的範圍拉到台島全境、延伸到所有非傳統戰術目標的地區和大家的生活之間，那麼，這一過程中造成的重大傷亡和人道主義災難，以及必將激起的社會情緒，將使戰後的治理成為不可能，使啟動戰爭的政治正當性和道德性被無限降低。
換句話說，也就是當全民都躺到砲火可能會襲擊的標靶前，使得開戰的道德和政治成本，遠高於正常軍事參數中所可作的計算，而達到幾乎無限高。
用大白話打個比方，這就像是一組進行擊劍運動的運動員，原本大家擊劍是有規則、有保護、有得分失分的攻擊點的。大家穿著頭盔面罩和有保護的服具，針對指定可攻擊的部位，進行不至於傷害至肉體的攻守。選手就是雙方，身穿的護具和手持的劍就是武裝部隊，肉體就是平民。
不管怎麼輸贏，盡量不傷及平民──即選手的肉身，是較量的規矩。
然而，推動「全民戰時皆兵制」的目標，就宛如忽然有一方選手摘下面罩頭盔、脫掉全身鐵網護具，赤身持劍上場。
這造成的效應是：
一，赤身上場的選手聲明，自己身體上所有的部位都是戰鬥部，肉身就是盔甲、盔甲就是肉身，哪裡都可以被攻擊；
二，然而，如果對手持劍攻擊這些沒有任何防護的部位，可能會導致動脈大出血、臟器受傷等嚴重傷亡後果，引起裁判和各方圍觀者的無盡譴責。使勝負的後果，遠超越一場擊劍本身的得失分戰績，而直接攸關法律責任和一輩子的人格聲譽，最終希望嚇阻對手猶豫而不敢出劍，或是主動放棄比賽。
但終究戰爭不是擊劍；每一個平民也都是自己獨立的構體，而不是權力者的手、眼。
平民，不能是權力者一己可以決定是否要在對手面前卸下護具，以其受傷存亡與否，和對手在檯面上對賭的嚇阻性賭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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