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認同剴剴案的社工一審被判過失致死判2年的判決結果嗎？你希望政府對剴剴案有怎樣的體制改革？
剴剴案》兒福聯盟社工陳尚潔一審過失致死判2年 偽造文書無罪
2026/04/16 09:32
〔記者翁靖祐／台北報導〕惡保母姊妹檔劉采萱、劉若琳虐死男童剴剴，負責定期查訪的兒福聯盟社工陳尚潔涉嫌目睹剴剴身上有多處瘀傷卻幫惡保母找藉口安撫剴剴外婆，導致剴剴錯失救援機會，並且不實記載剴剴死因為溢奶，2024年8月被檢方依照過失致死罪、偽造文書罪嫌起訴。台北地院歷經1年多審理，今（16）日上午宣判，依過失致予罪處陳尚潔2年有期徒刑，被控偽造文書部分無罪，可上訴。
回顧本案，2023年8月剴剴的外婆經兒福聯盟媒介，將剴剴交由劉彩萱照顧，未料不到3個月剴剴遭虐死，後續劉采萱、劉若琳被依虐童致死等3罪起訴，並於今年1月27日分別被高等法院判處無期徒刑、18年有期徒刑。然而，在劉姓姊妹虐死剴剴案的偵辦期間，剴剴親友質疑兒福聯盟社工陳尚潔訪查不實、造假資料，才會導致剴剴錯過黃金救援時間。
後續檢方查出，陳尚潔非但不實記載剴剴死因為溢奶，平時更未按月視訪後撰寫工作紀錄，反倒是在剴剴案爆發以後，於雲端增補、修改工作紀錄，檢方痛批陳女態度惡劣、狡辯飾詞、藏匿證據、干擾辦案，犯後毫無悔意，依照過失致死罪、偽造文書罪起訴陳女，並建請法院從重量刑。
本案於今年2月26日辯論終結，陳尚潔表示，會選擇社工這條路是因為個人信仰，因為她認為自己是命好的孩子，應該付出更多，讓好命更有意義，所以才放棄台大法律系，去念台大社工系。她說，自己越工作越發現，收出養工作很困難，孩子也有很多辛苦，擔心自己沒有被喜歡、被想要，有沒有被新的父母喜愛，而她也盡可能幫助孩子被收養後的生活順利一點。
陳尚潔也對剴剴外婆隔空喊話說「我坐在這裡，跟妳是對立的位置，說我不受傷是騙人的，但妳一定承受更多痛苦」、「案件中有太多假消息，以訛傳訛，都是假的，我很認真工作，從來沒有要騙妳」，並強調「在神和人面前，我都很認真。」
另外，陳尚潔也指出，當初檢察官勸她認罪才可能減輕刑責或緩刑，她也想過自己是否該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但她不能因為輕鬆而承認根本沒做過的事情，她想跟大家說明社工工作的內容，不是為了她自己，而是為了未來不要再有任何社工遭遇一樣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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剴剴案後，社安網會不會崩解成防禦孤島？
(原文網址: 文章來源：
海量通報、咎責文化、社工出走──剴剴案後，社安網崩解成防禦孤島？
刊出日期
2026/4/14
文字/張子午 王芊淩
攝影/ 陳曉威 謝佩穎
設計/黃禹禛 陳靖宜
核稿/梁玉芳；責任編輯/張詩芸、陳思樺
為因應10年前小燈泡案等重大社會事件的衝擊，政府自2018年至今投入數百億預算建構「社會安全網」，廣設各社區的社會福利服務中心，並增聘服務
「脆弱家庭」等各類型社工。然而剴剴案爆發，突顯出制度漏洞重重，第一線社工被起訴咎責，許多社工更不堪壓力而離職，各單位面臨人力不足窘況，造成實務經驗無法累積的惡性循環。
一個為了「接住」每個人的政策，何以至此？《報導者》從南到北訪談各地第一線社工、督導與學者，爬梳數據資料，揭露政府受困於績效與人力的迷思，如何讓這個台灣史上最龐大的社福改革，從基層開始走向崩解。
註：由於目前咎責文化普遍瀰漫在社安網下各單位，體制內提出問題者擔心被清算，因此大多數受訪社工、督導皆須匿名以及去識別化，才能討論實務現場的真實狀況。
社安網廣設「社福中心」，關鍵樞紐的壓力日常
「所有人都說，你不接住他，未來他可能會
死，他死掉要算在你身上。」
在台北市某社福中心擔任6年社工的A，
2023年接到一位精神障礙個案來申請資源，經過A評估，已具有福利身分的個案領有補助，有能力租屋居住，在制度中盡可能協助後，仍無法滿足其需求，個案不停打1999市民專線陳情，惡毒的咒罵語言，直接落在為其開案的社工身上。
壓力達到臨界點的A，試圖在社安網中尋求網絡合作。所有單位一致的反應是往外推。
身心障礙者服務中心：「這是福利議題，而非身心障礙問題。」
社區心理衛生中心：「因為沒有被通報為保護案件，心衛社工不接。」
社區關懷訪視員：「我只負責看他有沒有好好吃藥，福利物資問題還是歸給社工。」
「個案長期以情緒暴力要我接受他的予取予
求，我想拉大家一起進來幫忙，又都說沒有辦法，因為他不符合（各單位）議題，每個人都可以切得很乾淨。那時候很想直接不做，當一個人不願意為自己的生活負責，為什麼我得要去承擔？到底干我什麼事？」A感嘆。
A表示，在他工作的地方有非常多類似的個案，被各單位推來推去，「只有我們（社福中心）推不出去。」
他面臨的困境，並不特殊，而是全台158家社福中心的日常。
政府從2018年開啟「社會安全網」（簡稱社安網）至今已投注百億，未來還將有近千億元預算——衛福部政務次長呂建德日前參加全國社工表揚典禮特別提到「社安網計畫預算從過去5年480億元，提升至2.0版本5年860億元」。這個台灣史無前例的社福體制改革，帶來最直接的改變是：全面廣設社福中心以及大量增聘社工。
從南到北，從城市到鄉村，遍布各地的社福中心扮演著社安網關鍵的樞紐，在嚴重的兒虐、家暴、性侵等社會問題發生以前，提早發掘並由社工協助「脆弱家庭」，避免個案及家庭落入惡性循環。編制在社福中心的「脆家社工」，約占社安網所有人力的五分
之一，人數是所有社工之最。
包山包海的「脆家社工」，在追逐KPI達標的路上疲於奔命
在非六都地方政府社會處擔任社工督導的B，於2015年進入公部門，歷練過集中篩派案中心、社福中心、兒少保護業務窗口，實際見證了社安網帶來的變化：
「最明顯的改變是增加非常多的社工人力，在我所在的縣市甚至從無到有興建全新的社福中心，多了一組以前沒有的『脆家社工』——它是一個被創造出來的新定義，要接的案子包山包海，舉凡遊民、獨老、拒學、夫妻吵監護權⋯⋯從0到99歲都要管。」
短時間挹注到各地縣市政府社福體系的大量脆家社工，更成為分擔行政單位各項既有工作的人力，A提到：「以台北市來講，身障輔具以前歸在區公所，經過高層協調後希望社福中心處理，連喪葬補助，區公所都慢慢根移過來（社福中心），我們從出生到死亡都要負責。剴剴案後，從去年7月開始連出養評估都要我們做，問題是只上過一天的課，從督導到社工，沒有人會做。」
剴剴案中暴露收出養長期委外給民間單位的問題，在輿論壓力之下，政府突然收回「出養必要性評估」業務，由政府社工接手卻缺乏相關配套，具體而微突顯出社福中心業務幾乎「來者不拒」的本質。
除了繁多的業務之外，共5大類、36項「考評指標」的龐雜KPI，以「績效綁預算」的設計，每過一段時間衛福部就會將各縣市社會局處的績效攤開來評比，分數排名直接影響到各縣市社安網補助款的多寡，讓中央─地方形成強烈的權力關係，由上到下的壓力，一層層滲透，最終落在最基層的第一線身上，使得社工疲於奔命。以3項重要的指標為例：
①時效規定
脆家社工被要求必須在10天內完成個案訪視，30天完成初次評估報告，對於中高風險的個案每月需面訪一次，在3個月的追蹤期間都出報告，結案則還有結案報告。承接保護性案件的家防中心社工，時效性的壓力更強；以兒少保護案件為例，社工要在24小時之內看到小孩，4天之內要完成調查報告。
每位社工身上皆背負25～30件不等的案量，有的地方則「因地制宜」發展出不同的服務模式，以在台北某社福中心服務的A為例，雖然手上僅有脆家10案，每月卻得關懷30位低收入的獨居長輩，以及1～2位街友。不一致的案量底下，共通的是總在與時間賽跑，若不是在訪視的路上，就是在繕打各種報告。
②開案率
通報進來的案件中，至少要開案進行後續追蹤處遇的比例。非白紙黑字的行政規定，而是一種內控的「潛規則」 ，主要是因為過去主管機關衛福部社家署曾經請專家學者「實地輔導」幾個開案率過低縣市，所以部分縣市會內部管控、追蹤每季後幾名的中心，控制開案率20%～25%，目前台北市為20%。
A表示有時候社福中心擔心案量太少，為了衝高開案率，社工會在長官授意下，讓一些單純只是申請急難紓困資源，明顯沒有其他問題、不需要後續處遇的民眾列為追蹤個案，廣開短期服務，3個月後快速結案：
「對我們來說，個案只是來申請一個資源或諮詢，上個簽呈就可以結束；（上面長官）為了要叫我達到這個KPI，一份簡單的工作要花3倍工作量。」
③再通報率
意指脆家個案在社工服務3個月期間，再次被通報有保護性案件，KPI就會被扣分。「為什麼社工要為個案再被通報負責呢？是因為做得不好嗎？有時候社工已經很盡力，可是因為種種因素被通報了，它就變成一個考核指標，長官就會說：『為什麼我們失分了？你要檢討啊！』」B說。
然而，個案狀態往往是不斷浮動、變化，且警政等其他網絡單位的「卸責式通報」，皆無法反映在數據至上的僵化規定中。
A解釋，「不能被通報保護性案件」的標準，每年愈來愈嚴苛，從一開始7%，每年降至5%、3.5%，「（中央認為）二級單位沒有做好預防機制，幾乎每個月會產出清冊說為什麼某某個案被通報，我們就要回覆原因，讓社工的壓力很大，因為直接綁考績，（再通報率太高）要處罰你這個社工。」B也有同樣的觀察：
「中央用經費影響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不敢說不，尤其是財力比較不好的小縣市，為了要得到充足經費，得拚了命處理考核指標，要把分數弄得很高。」
B感嘆道，社工一年到頭都在整理考核的資料，困在「為考核而考核」的旋渦，難以多花心力照顧個案。
通報浮濫？派案系統被塞爆，人力花在調查而非後端服務
隨著社會對兒童保護意識逐步提高，各責任單位擔心被咎責的壓力下，來自警察、醫院、學校的各式「防禦性通報」更如潮水般湧來。A印象深刻，有一年過年他剛好輪到值班派案，「最高峰是過年第二天，當天待處理派案高達1,000件。」
嘉義市社會處社工督導王淳曄任職集中篩派案中心，也表示通報量「這兩年成長幅度非常大」，以全國規模最小的縣市之一的嘉義市為例，2019年社安網上路初期，通報量約為3,000件，之後逐漸增加，2023年約3,700件，到了2024年上升至4,700件，2025年達5,700件。他分析通報量在近兩年出現明顯攀升，是隨著多起社會矚目的案件接連發生所致，例如新北國中割喉案、台北市信義區幼兒園案等，均可能提高通報意識。
依據衛福部資料，在各類型保護通報中，性侵害事件通報量相對穩定，長期維持在約18,000件上下；家庭暴力通報則在近6年間緩步上升，增幅約為1.33倍。成長幅度最驚人的是「兒少保護」案件，2023年通報量較前一年陡增23.99%，2024年仍維持15%的年成長率，2025年通報數據再創新高，5年成長率達65%，顯示通報負荷量急速擴張。
值得關注的是，這波增長主要動力源自醫護、教育、社工等「責任通報」端的警覺提升，反觀民間「一般通報」數量則是下降後又緩升。
有受虐疑慮的個案透過通報，進入體系進行篩濾與評估，確實有助於強化兒童保護機制。然而，當通報量在短時間內快速增加，也可能對既有的篩濾與判斷量能形成壓力，進而影響對高風險個案的即時辨識。
王淳曄指出，通報浮濫並非近年才出現的問題，而是長期制度設計下的結果，「只要責任知悉就必須通報，制度沒有給你判斷空間。」他比喻，當捕魚的網子愈細，雖然更有機會捕到魚，但也會同時撈進大量雜質與小魚；在通報體系中，則體現為輕微事件、校園糾紛，甚至無效案件的增加。B補充表示：
「通報進來的案件太多，集中篩派案中心都是用電話聯繫，不可能透過訪視再去過濾，我們會發現，通報資料跟實際狀況有非常大的落差。因為怕出事擔責任的壓力，通報者常傾向把情況形容得比實際嚴重，與第一線真正的評估差太多了！整個組織被通報表的量壓到有點失能。」
王淳曄直言，高案量、人力有限，讓篩派機制逐漸出現運作困境，許多篩派社工心灰意冷不想做；除了各縣市篩派原則不同，轉介上卡關的問題在於：
「派案最大困難是現在案量高，不論你派給誰（非保護性給社福中心、保護性給家防中心），誰都不服氣。」
這樣的壓力，也進一步改變了網絡合作關係。多位受訪者指出，跨單位合作逐漸走向「本位主義」，通報被轉化為責任切割的手段。
前桃園市社福中心社工靖宇（化名）就曾遇過，學校通報進來，社工詢問校方、請老師幫忙溝通，校方幾乎無作為。看在社工眼中，「我們感受對方只是『卸責通報』，他不希望小朋友在他手上出事，所以通報進來，並不是有意願跟我們想一起辦法、解決問題。」A也到提到近年來學校端密集通報的現象：
「各個網絡都擔心，沒有辦法hold好這個個案會出事，以學校為例，剛開學與放寒暑假前，是兩個瘋狂密集通報的時段。放假是怕學生出事，開學則因為學生作息較不規律，學校很容易歸咎為家庭問題，通報給社福中心，但相較學校老師，我們難以和學生建立關係，很難做什麼啊！」
這樣的氛圍不只在公部門，民間組織也很有感。某NGO主管C分享，前陣子有社工同仁反映，有一案應該要通報，可是跟督導討論完，督導認為不到通報的程度；社工非常焦慮，擔心個案出事後，誰要來扛責任。
在責任風險與高通報量的雙重影響下，C強調，「湧入太多通報量造成國家系統癱瘓，變成所有社工人力都用在調查事件，沒辦法更細緻於後端服務，導致國家資源配置失衡。」
從數據來看，可以看到這樣的矛盾：近年兒少通報案件數與通報人數持續增加，但實際進入保護服務的人數卻未同步上升，福利服務量更呈現下降趨勢。以2025年為例，在69,109名通報個案中，最終接受保護服務者僅9,898人，為近6年新低，同時更反映出浮濫通報的現象愈來愈嚴重。
社工面臨內外夾擊，人力缺口不斷擴大
面對繁瑣KPI與海量湧入的通報夾擊，社安網下社工的工作環境日趨惡化，人力流失已不是新聞，包括2023年新北市爆發社工假人頭事件、2024年高雄社福中心傳霸凌「一年逼走10新人」、2026年桃園市社工人力雪崩式下滑⋯。
「社福中心就像一個小型社會處，原初的設想是好的，在幅員廣大的偏鄉地區，民眾可以就近得到一些諮詢跟服務。只是業務膨脹的速度，幾乎跟不上人力的流動。」
B表示，他在該縣市社福中心擔任督導時，
底下11名脆家社工，9名年資不滿2年，其中4~5人才剛畢業，沒有任何實務經驗。
2020年進入台北市某社福中心的A，同期入職4名社工現在僅剩他一人，「中心15個社工，現在已經換到第三輪了，前年走了3個，去年走了4個，今年應該還會再走。」讓他留下來的理由，除了終於找到與個案磨合的方法、上級單位也幫忙擋掉浮濫陳情的管道，最現實的還是較民間單位社工高出許多的薪資水準──年資6年、薪點376，每月未扣勞健保的薪水達5萬多元。
儘管中央持續提高公部門社工薪資水準，高壓的工作環境已使社安網社工稀缺的危機迫在眉睫。2025年10月7日的社安網會議紀錄特別點出，「請社工司研議可否透過現有系統調查社工人力離職後是否留任社工行業或轉職其他行業之可行方式，俾了解人力流動
情形。」
隨著社安網編列愈來愈多員額，人力缺口持續擴大，全國進用率近5年不斷下滑，從2021年89.7%掉到2025年82.8%；若詳細檢視各縣市進用率，更可發現落差極大，例如全台人口數最多的新北市進用率僅69.3%。進用率過低除了會被扣考核分數，影響該縣市中央補助款，員額不足更代表每名社工將負擔過高的工作量。
南部兒保社工小嚴（化名）有15年資歷，清楚數字背後潛藏的遊戲規則──進用率並不等於實際線上社工人數，到職1天離職，也可算進用率。
「社安網前幾年，縣政府把原本自聘的人力轉去社安網，不需要額外花錢又可以達到進用率。社安網內的員工要離職，主管都會拜託員工跨過12月再離職（以避免當年進用率下降無法達成KPI）。」
小嚴進一步解釋，社工人力缺乏是很早就有的問題，早年中央透過各種計畫補助地方政府聘用各領域社福人力，地方政府也會依據自身財力狀況自聘。社安網出來之後，由中央負擔部分人事費，先前各補助計畫陸續退場，各縣市政府也都將社工人力轉到社安網裡面，所以社安網前幾年因為人力轉換補助計畫的關係，進用率都不低，「但近年老員工全部都涵蓋進社安網，就徵不到人了。」
為了填補龐大的人力需求，政府大幅降低任用標準，加入社安網的門檻愈來愈低，從不必經由國家考試、僅需一年以上工作資歷，到現在應屆畢業也行、只要修完基礎45學分就可成為「社工員」，仍然招不滿。
「社安網一開始的理想：成立社福中心、增聘專業社工、提高社工薪水，就是（政府）覺得要給社工一個有價值的職位，要為他們爭取公部門比較好的福利，當初真的很多人從民間單位跳槽去，」台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陳怡伃指出，社福界戲稱的「大吸金時代」很快褪色，不出兩年，「（公部門
社工）又跳出來了，留下來的並不多，很多是剛畢業、還不知江湖險惡，因為薪水很高就去了，導致許多縣市社福中心高度的人力流動，與久任政策有很大落差。」
當進用率也被納進考核指標，人力卻持續流失，各縣市為了避免被刪減補助款，只能「先聘進來再說」；但新手面對高壓急促的工作文化、複雜的法令、高衝突的個案，「督導得消耗很大的力量去照顧沒有經驗的社工，」B強調，社工是跟人頻繁互動的工作，個案的負面情緒常會造成「替代性創傷」，承受不了的新進社工往往選擇離職，經驗無法累積，造成惡性循環。
面對環環相扣的難解問題，政府以「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方式，憑空生出「社工助理」的職缺，期望以更多人力分擔龐大工作量。然而此一主要召募社工系大學生或研究生的打工性質工作，僅能協助行政庶務，並無法取代第一線的核心訪案、紀錄與調查。
近來甚至衍生出社工助理遊走灰色地帶的疑慮，陳怡伃從兼差擔任社工助理的學生口中，聽聞有社福中心把專職社工的工作交給社工助理，例如半夜獨自去醫院訪視個案，「我問學生：（你）確定要繼續做嗎？這違反社工倫理與勞雇條件，如果出事，誰要保你呢？你的督導系統夠嗎？有個案紀錄的系統權限嗎？」
制度問題由第一線承擔？離職成為唯一救贖
社安網種種「先天不良」的制度性問題累積到剴剴案爆發，不啻是壓垮第一線的最後一根稻草。
靖宇（化名）指著一張塗滿黑色區塊的紙，「這些是我的工作壓力」——猶如整個社福體系下的縮影，也反映他在這個龐大複雜體制中的無助與焦慮。
曾經，靖宇視社工為「命定」工作，「國小身邊有一個朋友家庭狀況不好，他常跟我分享家庭遇到困難，那時候就在內心想，我以後一定要做幫助人的工作。」長大後的他，卻在進入桃園市社福中心不到一年半，耗竭「陣亡」。
他入職時恰逢社福中心人力大洗牌，新的一批社工面對爆量案件，一週後工作都還沒上手，就發生震驚社會的剴剴案，中央下達檢視所有安置兒童狀況。靖宇剛好接到一位特殊照顧需求的孩子，保母不願照顧，急迫地需要轉換安置單位。
回想起當時情況，靖宇用手逐一數著聯繫哪幾個單位：「從嘉義、台南、台東、屏東，全台每一間機構一個個打電話、傳轉介單，有跟地方政府有簽約的合作單位全部都找，請他們評估小朋友狀況。」數到手指頭都不夠用，一個月過去，連緊急安置機構都排不進去。
好巧不巧，這案被中央抽查。
「你為什麼還沒找到？你要趕快想辦法轉。」走進會議室的靖宇，面對中央「長官」群起攻之，站在會議室的靖宇腦袋轉個不停，眼前閃過曾聯繫的寄養家庭、團體家庭、兒少安置機構，他立刻解釋，「我打了上百通電話一直詢問，目前沒有安置的地
方！」
話才剛說出口，得到回應卻是，「社工們應該要有『綠色通道』，優先排進去。」瞬間，靖宇恍然大悟，中央其實沒有要額外給予支援，而是期盼社工靠自身網絡找到床位，號稱綿密的服務系統，到頭還是孤立無援。
孩子還沒有轉出去之前，靖宇忐忑的心一直懸著，他常胡思亂想，「萬一保母真的不想顧，對小朋友做什麼事情怎麼辦？求助（社會局）兒少科都束手無策。」最終，靖宇靠著夥伴牽線下，問到收治長照需求失能者的護理之家，才替孩子找到棲身之處。
此事件悄悄地敲響靖宇心裡警鐘，他開始質疑社工專業與意義，「當時訪視一戶需要補助的家庭，一想到若同意補助，就得開案追蹤6個月。考慮自己當時案量，沒有能量處理，就放棄補助這個家庭。這樣的選擇，讓我充滿罪惡感，我知道我耗竭了，或許自己該離開。」
咎責文化如同毒素蔓延
「整個社安網建立的邏輯或KPI的方向，其實違逆當初的政策目標。原先希望能夠建立一個網，但是這個網到現在看起來，保護的只有政治當局：局長、署長或政務官的政治責任而已，不要出事，出事就完了。」
陳怡伃強調，怕出事的防禦性邏輯，使二級單位（社福中心）也朝向三級（家防中心）的思維，並希望一級（民間據點）配合二、三級的邏輯運作，把KPI壓在服務人數跟人次上面，加上對基層工作者的咎責文化，形成一個「有毒的框架」。
這樣的負面影響，如同毒素一般蔓延在整個體制內，即便僅申請少量政府補助、8～9成經費都是自籌的民間據點，也無法自外於此。陪伴社區弱勢兒少的放心窩社會互助協會總幹事曾子奇提到，當據點的兒少有身心議題時，他猶豫著是否要寫進紀錄：
「有身心議題且風險不低的孩子，兒少據點是否能收、是否要收？除了考量工作者能量外，在這些重大社會事件過後，我們也會考量，如果有一天他出事了，是不是有人會回頭來檢視、追究，我那時候為什麼沒有怎樣或者做些什麼？連我自由度這麼高的民間單位，都會有這個擔憂，更何況公部門社工每天面臨的處境。」
台大社工系退休教授劉淑瓊於2021年發表論文〈系統除錯？個人咎責？——台灣重大兒虐事件檢討機制之探究〉即指出：「每有重大兒虐事件上報，諸如：『都已經通報了，為什麼未能阻止？』、『當時如果兒保社工做了XX，或許就不會發生了。』、『為什麼不安置？』、『總有人要為此負責吧！？』等責難式的質疑即排山倒海而來。面對社會大眾、媒體、監察院，乃至專業社群本身的『結果論』咎責氛圍⋯」
雖然論文聚焦在兒保社工領域，卻反映當前社安網底下所有社工的普遍處境。透過跨時、全台抽樣的質性研究，劉淑瓊總結出從地方到中央政府皆訴諸個人化歸因，忽略盤根錯節的系統問題，「兒保社工在服務過程中遇到的制度與資源困境，卻極少在地方重大會議中被提出，更遑論被重視和處理。」
剴剴案後，隨著出養社工陳尚潔的起訴與即將到來的判決，咎責文化被推上最高峰，網絡單位之間的不信任感更加劇烈。眼看社安網2.0仍然執著於補充人力，陳怡伃直言，政府不斷把網愈做愈大，已經超過一個社工跟社福中心層級的能力範圍，當務之急是「找出一個比較健康的模式，讓大家在通報或者溝通上不是卸責、丟包、切割式的做法」，而且是需要有pilot（前導）的設計，鼓勵社福中心跟地方團體願意嘗試。她語重心長：
「再多的社工人力，都沒有辦法避免孩子一定不會死掉，但是如果在社區裡有很多夥伴，就有可能可以讓孩子跟家庭的生活會好一點。」
Option #1: 男，會
Option #2: 男，不會
Option #3: 女，會
Option #4: 女，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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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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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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