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史系列12(上)] 哲學終於回家了：從佩脫拉克到馬基維利，文藝復興如何重新發現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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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史系列11(下)]「如無必要，勿增實體」：一把剃刀如何割裂中世紀最高的哲學大廈

上集連結，1. 最重要的一刀：奧卡姆剃刀，奧卡姆最著名的貢獻，是一個至今仍在科學和哲學中廣泛使用的原則：「如無必要，勿增實體」意思是：如果一個現象已經可以用現有的概念解釋，就不要引入新的實體來解釋它。

❝ 引用的文章

一千年。哲學用了整整一千年，在神學的屋簷下彎腰存活，小心翼翼地說話，永遠先說「在上帝的光照下」，才敢繼續往下講。它的問題是「上帝的本質是什麼」「靈魂如何得救」「理性和信仰如何調和」。它的視野，指向天堂，指向永恆，指向人之外的那個更高的秩序。然後，一個義大利詩人，撿起了一批被遺忘千年的古典手稿。他沒有建立新的哲學體系，沒有提出新的邏輯論證，他只是把哲學的目光，從天上移了回來，放在了人的臉上。這就夠了。接下來發生的一切，徹底改變了哲學的走向。

1. 佩脫拉克：那個替一千年命名的詩人佩脫拉克（1304—1374），被後世稱為「人文主義之父」，但他做的第一件重要的事，不是寫了什麼，而是「命名」了什麼。他是第一個把奧古斯丁以來的這一千年，稱為「黑暗時代」（Dark Ages）的人。這個命名，本身就是一個判決：在那個黃金的古典世界和他希望重建的未來之間，有一段漫長、黑暗、值得被超越的過渡時期。在他之前，沒有人這樣想。那時的人們怎麼看待自己所處的時代？中世紀的學者當然知道古羅馬的偉大，也讀西塞羅、讀維吉爾。但他們看古典世界的方式，是把它當作「通往基督教真理的預備階段」——古代思想家的光榮，在於他們為上帝的救贖計劃鋪了路，而不在於他們本身值得被仰慕和恢復。至於自己所處的時代，他們活在一個進行中的基督教歷史裡，從創世到末日審判，每個時代都是上帝計劃的一部分，沒有哪個時代是「需要被超越的錯誤」。你可以謙遜地說自己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矮子」，但你不會說：「我們正活在黑暗裡，我要讓光明回來。」佩脫拉克說的，正是這句話。而這句話背後藏著一個當時幾乎無人意識到的革命性預設：「文明的進退，不完全是上帝的安排，也是人的選擇和努力的結果。」人可以批判過去，並且主動創造未來。他不只是給一段時期貼了個「黑暗」的標籤，他在暗示一種全新的歷史主體性——而這，正是文藝復興最深層的精神核心。在他之後，每個人都這樣說話了。佩脫拉克的人生，就是一場對古典世界的深情追尋。他四處旅行，不是為了朝聖，而是為了尋找手稿。他在修道院的圖書館裡翻找，把西塞羅的書信、李維的史書、維吉爾的詩歌從灰塵裡挖出來，如獲至寶。讓他著迷的，不是這些文字裡關於上帝的部分，而是關於「人」的部分，那個活生生的、有感情、有野心、有憂愁、有榮耀的人。古羅馬人寫的是人間的故事：友誼、失敗、美麗、死亡、名聲與遺忘。佩脫拉克讀到這些，發現了一個被一千年的神學霧氣遮蔽的真相：人，本身就是值得被嚴肅對待的題目。「我的出發點永遠是人，我的終點也是人。」— 佩脫拉克他不是在拒絕上帝，他仍然是虔誠的基督徒。但他主張：研究人的尊嚴、人的能力、人的歷史，和研究上帝的榮耀並不矛盾。這個主張，在當時聽起來幾乎是革命性的。

2. 1439年的佛羅倫斯：一場改變哲學方向的晚宴 1439年，一件小事發生了，它的影響延伸了幾個世紀。但在說這件小事之前，需要先說一個大背景。那一年，拜占庭帝國正走在滅亡的邊緣。鄂圖曼土耳其人步步進逼，君士坦丁堡三面被圍。拜占庭皇帝約翰八世親自率領龐大的代表團不遠千里趕赴義大利，目的只有一個：用「同意東西教會重新合一」來換取西方的軍事援助。自1054年東西方教會大分裂以來，雙方已經分離將近四百年，而現在，神學上的讓步成了拜占庭最後的籌碼。

這場交易在佛羅倫斯完成了，合一協議正式簽署。但西方許諾的援軍遠遠不夠，東正教神職人員回到君士坦丁堡後幾乎全數拒絕承認這份協議。十四年後，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東羅馬帝國滅亡。然而，那批跟著皇帝來到義大利的希臘學者，帶來了一樣意想不到的東西：幾乎被西方遺忘千年的古希臘手稿，以及還活在他們腦子裡的古典知識。一個垂死帝國，在最後的求援旅途中，意外地成了文藝復興最重要的知識源頭。為什麼東羅馬帝國有西方沒有的東西？答案其實很簡單：語言。羅馬帝國從一開始就是雙語的——西半部說拉丁文，東半部說希臘文。476年西羅馬滅亡後，西方歐洲在幾個世紀內幾乎完全喪失了閱讀希臘文的能力。到了8、9世紀，西歐幾乎找不到能讀懂希臘文的人，連教父奧古斯丁都坦承自己的希臘文很差。語言能力一旦消失，那些用希臘文寫成的古典著作，對西方人來說就等同於不存在。東羅馬帝國則從未發生這件事，他們的日常語言就是希臘文，學者一千年來從未停止閱讀、抄寫和注釋柏拉圖的原典。這些文本對他們來說從未失傳，只是一直活在日常的學術傳統裡。隨東羅馬帝國代表團而來的，有一個約八十歲的希臘學者，名叫卜列東（Georgios Gemistos Plethon）。他在議程之外，自己辦了一系列關於柏拉圖的非正式講座。聽眾裡有一位叫科西莫·德·美第奇（Cosimo de' Medici）的銀行家。他聽得如癡如醉。科西莫是佛羅倫斯最有錢、最有影響力的人。他不是哲學家，但他有一種特殊的能力：知道一件事情有多重要，然後把資源押上去。

他聽完卜列東的講座，做了一個決定：他要在佛羅倫斯建立一個柏拉圖學院，把柏拉圖的全部著作，重新翻譯成拉丁文。他找到了馬爾西利奧·費奇諾（Marsilio Ficino），一個當時才剛剛開始學希臘文的年輕人，把他培養成翻譯者，給他一棟別墅，讓他專心工作。費奇諾花了二十年，把柏拉圖所有的對話錄，第一次完整地翻譯成了拉丁文。在此之前，中世紀的歐洲只知道幾篇柏拉圖的早期對話；現在，整個柏拉圖的世界，第一次向西方讀者完整敞開。費奇諾還翻譯了普羅提諾，讓新柏拉圖主義在文藝復興的土壤裡重新生長。佛羅倫斯的「柏拉圖學院」，其實更像是一個知識沙龍——一群藝術家、詩人、哲學家、貴族定期聚會，討論思想，喝酒，辯論，不需要向任何教會或大學負責。這個自由的空間，讓思想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流動。 3. 皮科：那個說「人可以成為任何東西」的天才這個學院的精神，在科西莫身後繼續由其孫子羅倫佐·德·美第奇（Lorenzo de' Medici）傳承，並在他的庇護下培育了文藝復興哲學最耀眼的一顆星：皮科·德拉·米蘭多拉（Pico della Mirandola，1463—1494）。他短暫的三十一年人生，塞進了幾個普通人幾輩子都難以完成的事：他精通拉丁文、希臘文、希伯來文、阿拉伯文，研究了亞里斯多德、柏拉圖、阿威羅伊、阿維森納，還深入研究了猶太卡巴拉神秘主義（Kabbalah）和赫爾墨斯主義（Hermeticism）。最後這兩個主義，是他真正的危險所在，需要稍加解釋。「卡巴拉」是猶太教的神秘主義傳統，相信希伯來文字母和《聖經》文本隱藏著宇宙的密碼，神聖的力量透過「十個輝耀」從無限的上帝流溢向有限的世界，人可以透過研究這套體系與神性接觸。

「赫爾墨斯主義」則源於一批據說比摩西更古老的埃及秘傳文獻，主張宇宙是活的整體，天上與地下彼此呼應，人靠著理解這些神秘連結，可以認識神聖本質，乃至透過魔法與宇宙力量互動。

皮科研究這兩樣東西，不是出於獵奇，而是出於一個驚人的野心：他想把所有智慧統一起來。希臘哲學、基督教神學、猶太卡巴拉、赫爾墨斯主義，在他看來都是從不同角度指向同一個終極真理。在教宗看來，這個想法幾乎等同於說「所有宗教都是對的」——這才是真正無法容忍的異端。二十三歲時，皮科提出了九百條哲學和神學命題，邀請歐洲所有的學者前往羅馬，展開一場公開大辯論，他甚至承諾自費資助所有學者的旅費。教宗禁止了這場辯論，宣布其中十三條命題有異端嫌疑。皮科不服，寫了一篇辯護書，結果被徹底宣告為異端。他在逃往法國途中被捕，後來靠美第奇家族的介入才獲釋，在佛羅倫斯度過了餘生，死時只有三十一歲。過去人們懷疑他是被毒死的，而現代科學家在 2007 年開棺驗屍，證實他體內殘留了致命劑量的砷（砒霜），死於政治或宗教謀殺。

但在被禁止的那場辯論裡，他準備了一篇開場白，後來被稱為《論人的尊嚴》（Oration on the Dignity of Man），成為文藝復興哲學最重要的宣言。它的核心思想，到今天讀起來仍然令人震動：「人，是宇宙唯一沒有固定本質的存在。」在皮科的文學想像中，上帝創造天使，給了他們天使的本質；創造動物、植物、礦物，各有各的定性與不可挪移的位置。唯獨創造人的時候，上帝對亞當說：「我把你放在宇宙的中心，不給你固定的本性，也不給你特定的位置。你可以往下墮落，成為野獸；你也可以往上提升，與神聖同列。你的命運，全在你自己手中。」因此，皮科驚嘆道：人是宇宙偉大奇蹟的輝煌創作，是應當受到全宇宙驚嘆與讚美的生命。這個思想，與中世紀的宇宙觀發生了根本性的決裂。在中世紀「偉大的存在之鏈」中，每個存在都有它神定的階梯和位置。農民有農民的天職，貴族有貴族的使命，修士有修士的道路。人的自我提升，只能沿著上帝預設的神學階梯戰戰兢兢地往上走。

但皮科說：不。人是自己的雕刻家。人，可以成為任何東西。這個觀念，在歐洲思想史上埋下了兩顆後來改變整個現代世界的種子：一個叫「個人自由」，一個叫「人的主體性」。下集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