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者恆富,真的是天注定?7個顛覆你認知的財富不平等真相(2)
上篇連結 5. 不平等曾兩度被逆轉——但兩次靠的都是大災難
這是大多數經濟學教科書略過不提的部分:不平等在歷史上曾被大幅壓縮過,而且不只一次。兩次,都是因為大災難才得以實現。
5.1 黑死病(14世紀中葉)
當瘟疫席捲歐洲大量人口,一件經濟上詭異的事情發生了。土地變得廉價,勞動力變得稀缺,工資上升。窮人開始追上來,吉尼係數下降。
富人很快就學到了第一次瘟疫中土地被廉價拋售的教訓。
當下一次疫情爆發時,他們已經做好了防堵的準備:為了避免財富再次因為突如其來的死亡而流失,他們嚴格鎖死財產的完整性,確保家族財富即使在面臨死亡的情況下,也絕對不會被分割、拆散或變賣。
透過這種保持資產不被瓜分的繼承手段,富裕階層成功保住了經濟優勢,這也使得隨後幾個世紀的不平等再度持續攀升。
5.2 兩次世界大戰(20世紀)
兩場全球衝突摧毀了大量積累的資本,吉尼係數再度下降。長久以來,經濟學家將此歸因於物質性破壞,也就是資本在字面意義上被炮火夷為平地。
但新的研究說的是另一個故事。
「在20世紀,我們選擇了較少的不平等。比資本毀滅更重要的,其實是累進稅制政策。」—— 政治學家 瑪蒂娜・利納塔斯
在頂峰時期,美國與英國的最高所得稅率達到 95%。富人為何接受?因為另一個選項,共產主義革命,看起來更可怕。對蘇聯與毛澤東中國的恐懼,讓「財富重分配」在西方世界成為政治上可行的選項。
於是,西方社會的企業受到監管,勞工爭取到更高的工資,並成功形成了支持重分配與平等社會的政治多數。富豪們繳納的高額稅款被大量投資於基礎設施、醫療體系與教育系統。結果,不平等被積極地縮小了,醫療健康、住房與高等教育對數以百萬計的普通人變得觸手可及。
然而,1970年代的石油危機來了,成長停滯,稅收變得不受歡迎。新自由主義的時代就此展開。
6. 涓滴效應失敗了——但全球不平等確實縮減了
1980年代起,主流邏輯轉移:降低對企業與富人的稅賦,將釋放投資、創造就業、讓所有人受益。這就是所謂的「涓滴效應」。
它並未如承諾般實現。企業儲蓄率大幅上升,股息支出增加,但工人並未同等地分享到隨之而來的經濟成長。今日,住房佔去月薪的比例遠高於40年前,數百萬人的購買力停滯不前。
然而,全球圖景更為複雜。
經濟學家 布蘭科‧米蘭諾維奇 著名的「大象曲線」揭示:從1988年至2008年的20年間,全球最貧窮人口的收入增長了約 40%。印度和中國等地的新興中產階級收入增幅高達75%。國家之間的不平等確實縮小了。
但在富裕國家內部,最富裕的 10% 收入增長了 65%,而中產階級停滯不動。2008年之後,這條曲線繼續演變。大象鼻子所代表的超級富裕階層增長如此不成比例,研究者現在說,這個形狀已不再像大象,更像是尼斯湖水怪。
減少國家間的不平等,與減少國家內部的不平等,是兩個截然不同的問題——有助於前者的政策,可能正在加劇後者。
7. 不平等不是自然法則,而是政治選擇
這是最重要的一點,也是最令人不舒服的一點。
德國最富有的家族,在一個以1公分代表5萬歐元的財富尺度下,並不是只比一般德國人高出幾公尺而已,而是高出 10到20公里。製造出這一結果的機制,不是宇宙力量,是法律、稅法、繼承規則與遊說框架,這些都是人寫出來的,也可以由人重新改寫。
今日,最富有的10%掌握全球超過 70% 的財富,底層的一半人口只擁有 2%。這個關鍵在於,資本的增長速度快於勞動收入——所有從財富出發的人,幾乎是自動地變得更富有,而從零開始的人,必須用每一分勞動換取每一分積蓄。
全球金融體系本身,在許多方面仍是殖民時代的沉重遺產,儘管換了新的語言與包裝,但它骨子裡依舊使用著相同的工具,持續將財富從最貧窮的社會轉移到最富裕的社會。
更殘酷的是,這些擁有巨額資本的富豪,往往也是氣候危機的最大推手,而當極端氣候災難降臨時,富人能迅速恢復,苦果卻是由全球最貧困的人口來承擔。
當不平等達到極端程度,歷史對於接下來會發生什麼是清晰的:社會系統將變得不穩定,民眾會覺得自己不再被既有的體制與老牌政黨所代表,對制度的信任全面崩潰,最終轉而將選票投給極端勢力,促成政治極端主義的崛起。
連少數富人自己也意識到了這一點,已有一個規模雖小但引人注目的群體,主動呼籲政府向他們加稅,因為他們認識到一個只服務頂層的體系無法長久維繫。
[結語] 我們已無法迴避的那個問題
歷史已經給了我們工具:累進稅制、勞動保護、對住房與教育的公共投資。我們知道什麼有效,因為我們做過——那段時期創造了現代世界有史以來最廣泛的繁榮。
知識不是障礙。
「不平等不會自行消失。我們必須決定自己是否想要一個較不平等的社會,如果想要,就必須付諸行動。」
所以,歷史留給我們的問題是這個:
我們是否願意主動建造一個更公平的社會?還是,我們只是在等待下一場大災難來替我們做這個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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