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創建的是要“走向共和”的進步中國 共產黨篡立了一個“復辟專制”的倒退中國 當然，毛澤東之所以要否定和推倒孫中山所領導的中國國民革命，其目的，就是為了推倒孫中山先生領導的所謂“舊民主主義革命”的成果──“資產階級的共和國”──就是我們亞洲的第一個民主共和國──大中華民國，建立他們所謂的無產階級專政的“俄屬新馬列國”。但這個“俄屬新馬列國”，它的前身就是前蘇聯在別人的國家所篡立的第三個蘇維埃 共和國即“中華蘇維埃共和國”，1949年後則號稱“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個復辟了專制的倒退中國，和一個實行了一家洋教黑暗統治的假新中國。也就是說，共產黨“在革命名義下”的專制復辟，如同英國的斯圖亞太特王朝、法國波旁王朝、和前蘇聯革命名義下的共產專制復辟一樣，成功了。雖然他們好景難長， 都是短命的，最後都要垮。 為了證明事實究竟是不是這樣， 我們還是先從民族、民權和民生三個方面對他們進行一番比較，好讓這“兩個中國”在事實的比較中，揭開真象，以證明這“兩個中國”的根本不同性質。再說，有了大中華民國這個“參照物”，我們就更能夠看清楚“馬列中國”的政治本象了。 在民族方面﹕簡單地說，一是孫中山先生公開宣稱，由辛亥共和革命所創建的大中華民國，是對 “文武周公、秦皇漢武、唐宗宋祖……”之中華民族世 代歷史的一脈相承，這就等於是向世界宣稱了──大中華民國就是大中華民族的現代民族國家和現代民主國家。 二是推翻滿族貴族的專制統治，其性質就是“驅除韃虜、恢復中華”，是中華民族第二 次驅除外族統治、恢復中華的偉業，是繼朱元璋“驅除胡虜、恢復中華”之後的又一次偉大的民族革命。她使國內各民族開始走向了平等，即所謂五族共和的實現。特別是因 為她能夠做到“絕不以復仇滿清為能事，而務 與之和平共處於中國之內”，才使她確實像歷史劇“走向共和”的台詞所說的那樣﹕“辛亥革命是歷史上少有的革命”──因為她不報復，不殺人，不 抄家、不向前朝的遺老遺少大事復仇，更不對全體人民、特別是前朝的遺老遺少，講出身、分階級、劃成份、實行專政。 三是從此明確必須對外爭取民族獨立，猶以“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為中國國民革命成功的第一個標 幟”，並以反對前蘇聯藉口在中國發動共產革命來顛覆我中華民族的民族國家，為自己的民族革命天職。對前者這個歷 史性的民族願望，終於因大中華民國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貢獻，而由蔣介石於1942年春天在開羅會議上光榮完成；對後者這個中華民族的 深災巨禍，卻因為日本的長期瘋狂侵略和中共奪權篡國的成功，而慘遭失敗，才使得中華民族的民族國家，墮落成為幾乎消滅了中華民族的“馬列黨族國家”。 四是“繼承我優秀的民族文化，並吸收世界之先進文化，以並趨於世界……”。孫先生開創的大中華民國和曾執政的中國國民黨（不包 括李登輝之後的台灣“中國”國民黨），不僅 對自己民族的傳統文化十分看重，其有心繼承、傳揚、發展，俱為歷史的事實；而且對世界文明、特別是西方近代的進步政治文明等其它文 化，作有心的介紹、移植和傳播，也為歷史所證實。在大陸慘遭失敗的大中華民國，在退守台灣之後，當然是在兩蔣時代，對於中華民族歷史，特別是中華民族傳統 優秀文化的整理、研究、傳承和宏揚，確實為保存我中華文化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至於今天台灣的國民黨和民進黨，我們就不必說了，他們對我中華民族和中華 民國的陰陽兩手背叛，歷史已經將它斑斑可考地記錄在案。 在民權方面﹕由辛亥革命所創建的大中華民國，較之朱元璋的民族革命更為進步、更在本質上與朱明王朝完全不一樣。因為她不僅驅除了滿洲貴族的專制統治，而且 從根本上結束了自秦始皇之後中國已經綿延了2100年的君主帝制，並從此開始“走向 共和”。她不僅劃開了中國數千年“專制國統”和剛剛誕生的“共和國統”的界限，而且劃開了“君主憲政”和“民主憲政”的 界限。前者被孫中山先生稱為“不完不備的共和”，後者則被孫先生稱之為“直截了當之共和”。誠如我在《誰是新中國》一書中曾引用中共御製的教科書說道，辛亥之後的中國，“民主空氣濃厚，民主潮流高漲， 民主憲政在實驗中。僅1912年，即中華民國元年，中國出現的新政黨，已註冊者即達八十五個，政治團體二十二個。各種政黨合法並存，合法競爭，三權分立的 國家體制基本上得以維繫，各類法政學校遍佈全國，以宋教仁為代表的民主革命家，力圖通過合法鬥爭的手段，推行政黨政治，組織政黨內 閣，獲得了很大成就……”（《中國近代史》，中國社會科學院，1981 ） 人民擁有了思想輿論出版自由，至1913年7月，民辦報紙已經達到500多種。1916年，袁世凱稱帝前後，全國500家報紙群起而攻之，遂使得“敢有帝制自為者，全國人民共擊之”的誓言，不僅成為歷史的事實，而且造成了勝利的結果。即便是在她被共產黨即中國的“馬列子孫”一再攻訐的國民黨訓政時期， 就是上個世紀的三十年代，中國人民所擁有的思想輿論出版自由，也是今天的中國大陸人民連想都不敢想的。我曾在講演中不止一次講過﹕至1937年3月止，中國文化人自己創辦的民間報紙就有1117份，民辦的各類文化 刊物就有1518份……不獨如此，當時中國 的大報──申報、大公報、國聞日報……，當時中國的大出版社──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世界書局……，當時中國的七十餘家大型電台中的絕大多數，全都是民辦的……。其時，共產派知識分子可以公開在國民黨 的中央日報上一邊撰文歌頌我們敵國的首領斯大林是他們的父親，一邊責罵大中華民國的領袖蔣介石是“獨裁無膽、民主無量”……。朋友門，這 就是大中華民國在國民黨蔣介石訓政時期，她的人民所擁有的民權！至於在我們的大中華民國時代，我們的老百姓們，我們的知識分子們，究竟享有過多少的民權和 怎樣的民權，我今天就不講了，好在大陸歷史學者們的反思成果昭然，我也在《誰是新中國》一書中作了詳細的敘述。 政治、經濟、新聞和言論的自由，勢必要帶來文化的蓬勃發展。誠如《誰是新中國》一書所述，中國的新文化運動之所以只能發動在辛亥之後，中國的白話文運動之 所以只能成功在辛亥之後，中國的新文學之所以在歷經晚清改良文學的自將磨洗之後，亦能夠成熟、成形、成功在辛亥之後，中國的五四愛國民主運動之所以只能夠 勝利在辛亥之後……，甚至中國的新文學就更是在“蔣介石國民黨的反動統治”下，才產生了舉世聞名的大作家和好作品，其根本原因，就是因為由辛亥革命所創建的大中華民國，和北伐勝利之後已經在走向統一 和進步的大中華民國，是一個已經創建了共和，並正在艱難地推進著民主，反對著專制復辟的真正新中國。我們只要稍稍設想一下，1949年之 後，只要中國大陸還存在著一份人民自己辦的自由報紙，上可以揭露共產黨的統治罪惡，下可以揭開社會主義的黑暗，我們的人民還會被共產黨葬送掉八千萬無辜的 生命嗎？毛婦江青的四人幫還能夠橫行無忌整整十年、使神州陷入萬般血腥之中嗎？ 在民生方面﹕同樣是這本中共的近代史教科書又這樣說道：“辛亥之後的中國，迅速扭轉了革命前民族工商業的蕭條局面，各種實業團體紛紛建 立，各類私營企業競相出現……自辛亥前四十年中國民族、民間工業誕生至一九一一年止，資本萬圓以上 的廠礦有七百家，資本總額僅一億三千萬圓。然而，自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九年的八年內，大型廠礦建成470多個……新增資本達一億三千萬圓以上，相當於辛亥革命前40年（清王朝改革開放時期──講演者註）投資的總額……”（同上）。於 是，這本近代史教科書繼續寫道：“1914年3月15日，由民間籌備的‘中華全國商會聯合會’成立”。這豈止是在中國數千年的歷史上不曾有過的盛舉，而且也是自一九四九年以來，在中國大陸所絕不准許發生的事情。試問，在今天的 中國大陸，那些民營企業家們又有哪一個敢去籌備一個“沒有中共黨組書記的全國民間工商聯”呢？不用說全國了，就是一個鄉鎮的真正民間“商會”，也沒有人敢去籌辦的。由此可見，這個剛剛誕生的中華民國，即便是在中共的近代史教科書裏，是不是也像一個正在建立真正自由 經濟、發展真正市場經濟的新中國和好中國呢？ 應該說，就民生而言，一個最重要的問題，就是是否能夠保證人民擁有私有財產的權力。由於中國數千年歷史上從來就有保護人民私產的制度，甚至有“製民之 產”、也就是要幫助人民發展和保護私有財產的思想和做法；由於大中華民國創建之後，中國健康的市場經濟，就是真正的自由經濟制度，不僅立即得到了建立，而 且得到了很大的發展；由於北伐之後的大中華民國南京政府，其能夠調動的民間財力，僅佔全國民間財力的百分之三；更由於大中華民國的各級政府從來就沒有對人 民划成份、分階級、進行階級鬥爭，動不動就抄家劫財、沒收財產，甚至是為了抗戰，國民政府也只是號召國民認捐，而不是強迫國民“交產”，更不會“抄家”，衛國戰爭期間，在國民政府陪都重慶發生的上萬青年學生跪求商人捐款支持抗戰的行為，實在是只能使得1949年後的商人感慨萬千！（參 閱黃花崗雜誌十九期“蔣介石領導浴血抗戰”一書連載之七”） 特別應該說到的是，全面抗戰爆發後，國民政府為了保護中國的知識分子，維護他們的生命，保證他們的生活，曾想盡辦法將當時中國高級知識分子中的百分之九 十、中級知識分子中的百分之五十、和初級知識分子中的百分之三十統統轉移到了大後方……我們要是將國民政府對中國知識分子生命和生活的重視，與1949年之後中國大陸知識分子之無端地、大規模地和一再地慘遭屠殺、蹂躪、批判、鬥爭、貧困和饑餓相比，又豈止是“天差地別”一句話所能形容的。 至於大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在1930年就已經頒佈土地改革綱領，及其在內憂外患之下，甚至是浴血抗戰之中，在凡是沒有戰事、而可能實行土改革的 局部地區所進行的375減租等一系列的農村改革，自然都是這個政府所做的民生奮鬥的一部分。這才是1949年之後退 守台灣的中華民國臺北政權，之所以能夠立即全面地推行“未殺一人”的土地改革，更因此而將整個台灣地區的民生水平推向了世界先進地區水平的最根本原因……。 現在，我們可以也從民族、民權和民生三大方面入手，將共產黨奪權建國之後是怎麼幹的，大致地作一番交待，並與孫中山創建的、蔣介石曾捍衛和建設的大中華民 國再作一些具體的比較。雖然，我們剛才已經作過一些比較了。 民族方面 從民族歷史和民族文化的傳承上來看﹕ 一是我剛才已經說了，孫中山創建的大中華民國，傳承的是文武周公、秦皇漢武、唐宗宋祖……，因而他才是 我中華民族自己的民族國家，而所有創建、捍衛和建設過我大中華民國的奮鬥者，當然都是我中華的兒女。但是，中共所篡立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和中 華人民共和國，傳承的卻是“馬恩列斯毛鄧江……，並且現在還在想著“怎樣才能馬恩列斯毛鄧江胡溫……”地傳承下去。甚至所有共產黨人都說“死了便要去向馬 克思報到”，絕不向中華民族的歷代祖先報到。由此可見，由中共所篡立的這個國家，當然不是中華民族 自己的民族國家，而是如我在“中國命運和台灣前途”的講演中所說的那樣，是“馬列黨族的國家”，而所有為篡立和維護這個“馬列中國”而賣命的，自然就都是“馬列子孫”，雖然他們當中有許多人，開始的時候是因為受了被一個所謂美好理想的欺騙。多年來，我在講演中都一直在講要“驅除馬列、恢復中華兒女的民族精神”，期望當代的中國人，“要做中華 兒女、不做馬列子孫”……。誰想，最近我才發現，一九五七年，四川省重慶中學的 鄧祜曾老師就已經說過﹕“……中國有五千年燦爛文化，為啥還要立一個大鬍子洋人作祖宗？”就為這， 鄧祜曾老師就被共產黨劃為右派並剝奪了生命的權力！ (李才義﹕“呼喚右派難友鄧祜曾”。轉引自魏紫丹教授的“中共發動反右鬥爭的前前後後”一文，黃花崗雜誌第20期 ) 難道鄧祜曾老師說得不對嗎？當然對，太對了！不說馬克思主義是一個倒退的反動的主義，就算他好得不得了，我們中華兒女也只需要有好說好，有好學好，也沒有 必要非把馬列頂在頭上做祖宗，更沒有必要拋棄、批判、否定和打倒“中華國”，卻篡立什麼“馬列國”呀！任何為人父母者，難道只因為別的人家好，就會逼著自己的 兒女改姓更宗嗎？任何一個為人子女者，難道只因為別的人家比自己家好，就要給別人家做孝子賢孫，還一定要推翻自己的父母，否定自己的祖宗，毆 打甚至屠殺不聽自己話、不跟著自己走的兄弟姐妹、甚至是下一代嗎？ 二是孫中山在1924年春天 的三民主義系列講演中，曾系統地批判了馬克思主義，明確地反對“用馬克思的辦法來解決中國的問題 ”。但是，中國共產黨卻要堅持“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 列寧主義”，就是一定要用“馬克思的辦法”來統治中 國。所以，它才會堅持製造階級鬥爭，堅持實行所謂無產階級的專政，始終迷信暴力和堅持運用暴力來殘酷地鎮壓我們中華的兒女。 所以，它才會全方位地消滅中華民族歷史上從來就有的，並以“製民之產”（孟子語）為 特徵的私有經濟制度，實行所謂的公有制，即實際上的“黨有制”──說到底就是中共“層層統治集團完美無缺的私有制”（──這是我1986年11月11日在武漢大學講演時所說的話，險些倒了大霉！），來 剝奪全國人民的財產，以奉其一黨的享受。所以，它才會強迫馬列中國的所有臣民都必須“言必稱馬列、書必證馬列、事必奉馬列”──也就是說， 用刺刀逼迫所有的中國人，“說話必須首先稱馬列的教導，著述必須證明馬列的正確，做事必須以馬列的思想作為指導”。直到今天， 連北京師範大學的歷史系教授白壽彝先生主編的《中國通史》，雖然洋洋千萬言，浩浩二十二卷，卻依然要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之下，既要用五千 年的中華民族歷史，來證明馬克思主義的無比正確，又要用馬克思的所謂歷史唯物主義理論，來剪裁、編造、竄改中華民族的歷史發展，實在令真正的中華兒女蒙羞…… 至於鄧小平依然要“掛馬克思主義的羊頭、賣專制改良狗肉的改革開放”，其實質就是“專制改良”，也就是中共的“洋務運動”，說到底，他還是要“繼續傳承馬列和救社會主義的命”!而那個被鄧小平誇為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的中共“黨儲”胡錦濤一上台，就不僅宣稱“北朝鮮和古巴在政治上一貫是正確的”，而且還要大大 “加強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基礎工程建設”，繼續用大陸人民的血汗來維護他那個反動的的“洋祖宗”──馬列在中國的思想和政治統治，以圖反撲我中華兒女意在第 三次“驅除馬列、恢復中華”的思想和意志──對此，我們真正的中華兒女，還有多少人能夠“不以為 恥”呢？ 這一切，既為中華民族五千年所未有，更為中華民族帶來了無比的羞辱。一言以蔽之，若要與孫中山奉行的對外獨立、對內平等的民族原則相比，共產黨奉行的則是 ﹕“馬列貴、中華次之，民為賤”；或曰﹕“馬列貴，共黨次之，中華賤。”雖然，我 們的祖宗老早就說過﹕“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三是孫中山在他於1924年春天的三民主義系統講演中，曾以日本佔領者對朝鮮民族思想和民族文化的消滅為例，一再地指出，“要消滅一個民族首先就要消滅這個民族的思想”，而共產黨就是要用馬克 思的思想來消滅中華民族的思想和文化。 可悲的歷史事實是，當中共終於篡立了馬列中國之後，就開始“獨尊馬列、殺盡百家”， 就立即把馬克思的那一句“要與一切傳統觀念徹底決裂”，當作共產主義革命和專政的“聖經”，不但把秦始皇之後早已“廢了封建、置了郡縣”的中國兩千餘 年歷史和中華民族的整體民族文化，全部誣蔑為“封建歷史和封建文化”，毫不手軟地予以全面的和徹底地批判與否定；而且，於文革期間乾脆高喊起“要與一切傳統觀念作最徹底決裂”的口號，在全中國大 陸發動“破四舊、立四新”，到處鬥打砸抄燒 殺，焚燒四舊，批判“封資修”，就是焚燒中華民族所謂的舊思 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和批判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修正主義……。同時，在馬列中國，馬列子孫們對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也絕不放 過，非但誣蔑，竄改，還要在全國範圍內抓捕、流放、勞改和處決1949年前的“三民主義 青年團員”，其行其徑，令人髮指。其實，共產黨要鎮壓的絕不僅僅是一個在抗戰中建立、旨在報效民族 的先進青年團體，並藉以摧毀所謂舊社會的整個社會基礎，他是要所有的中國人“聞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而恐懼。這個目的他達到了。長期以來，海內外、特別是海外絕大部分所謂“民運人士”，他們不僅始 終遠離孫文的三民主義，而且一再拒絕甚至持續反對孫文三民主義的言行（──最近更有所謂“著名民運 人士”居然發展到明確針對孫文思想在海內外、特別是在大陸本土的迅速 傳播，和被年輕一代所廣泛接受的現狀，而用極其惡劣的語言攥文全盤否定、瘋狂攻擊和誣陷孫文的所有思想和全部歷史──講演者附註），便是令人感到不安的明 證。 到了八十年代，當中共不得不用滿清早已用過的“洋務運動”來救自己和社 會主義的命時，他又培養和利用了一批所謂改革派知識分子來辱罵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以替共產黨“遮 羞委過”。他們口口聲聲、不厭其煩地喊叫著的，就是中華的“天不好、地不好，山不好、水不好，人不 好、民不好，歷史不好、文化不好……，卻絕不說共產黨不好”──當時，一位普通的中學教師就曾這樣氣憤地對我說過。 到了九十年代末二十世紀初，當人民的革命覺醒已經漸成風潮，中共離開“大限”已經越來越近之時，中共為保一己之命，便用“革命的兩手”即“表面反對以製造影響、暗中放行以大打出手”的辦法，縱容所謂的自由派知識分子，來高喊什麼中華民族的孽根性，來大罵什麼中華文化的愚昧性，來高喊“有什麼樣的人民就有 什麼樣的政府”，並終於發展到惡毒攻擊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特別是攻擊他的正確的民族主義思想，甚至為了不擇手段地誣陷、誣蔑孫中山而“放言放人”到海外……。八十年代的所謂改革派知識分子和九十年代之後的所謂自由派知識分子們，就是這樣地“在他們跟共產黨的感情關係、依附關係與自身的名利欲望、保險係數”之間，尋找到了 一種“平衡”，在海內、更在海外對共產黨展開了一連串的“小罵大幫忙”之舉……。然而，說到底，他們也就是在用“民族虛無主義”這樣一個“武器”，來為共產黨及其馬列中國的罪行“背書”而已。這既是共產黨“反民族”之惡劣行徑的一種變態發展，更是共產黨長期“否定和踐踏”自己民族歷史和文化的必然惡果。對此，我在後面還要專門地談到。 至於馬列中國又是如何地阻絕西方進步文化的傳播，如何地製造“唯有馬氏一家、絕無他人分店”這一所謂無產階級的反動洋教專制文化的，我在“反思民族歷史、找回民族 自尊”的講演中，早已說過了。 從對外獨立和對內平等上來看﹕ 第一、孫先生在生前曾一再地對他的國民黨人交待過，就是“廢除不平等條約乃是中國國民革命勝利的第一個標幟”！民族英雄蔣介石先生終於在我們偉大的衛國戰爭中，因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卓越貢獻，而實現了先生的遺願，於1942年春天在開羅簽字，廢除了列強與滿清簽訂的所有不平等條約。 第二、孫先生在晚年一再地呼籲和平統一”及“和平統一救中國”。先生所說的和平統一，當然就是我大 中華民國的和平統一；先生要追求和平統一的意願，就是要反對分裂中國──就是反對分裂我們的大中華民國！ 第三，孫先生在中國國民革命的號召期和發動期，則號召“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因為，正是滿清貴族對漢民族的專制統治和腐敗統治，才造成了中國境內的民族 壓迫和東西方各家列強對我們中華民族的欺辱；而當中國國民革命初造成功、大中華民國已經創建之時，孫先生就立即提出了“五族共和”，並一再聲明“決不以復仇滿清為能事，而務與之平等共處於中國之內……”。 然而，中國共產黨──這個現在自稱是“孫先生最忠實革命傳人”的馬列子孫政 黨，在他打下了天下之後，究竟又是怎樣地“繼承”了孫先生的真民族主義精神和價值來“建國、治國”的呢？說白了，就是三句話﹕一是“喪權辱國為蘇、俄”，二是 “支持台獨搞分裂”，三是“製造階級滅平等”。 我先說第一句話﹕喪權辱國為蘇、俄。 應該說，稍微了解一些真實的中國現代歷史的人，特別是稍稍了解一點中共“感情世界”的人，都知道，中共這個馬列子孫集團，既有一個“父親”，還有一個“恩人”。父親，當然就是前蘇聯和斯大林，中共詩人郭沫若就曾公開高唱“斯大林是我們的父親……”；恩人就是日本。我在前面已經介紹了毛澤東說過的話。所以，中共從起家革命到勝利奪權，對他的“父親”和恩人，特別是他的“匈奴父親”，曾一二再、再而三地敢於“喪權辱國”。甚至直到今天，在他的父親斯大林和前蘇聯，都已經命歸黃泉之後，他依然因“父子情深”，而不斷地在“喪我們中國之權，辱我們中華之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