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昏大叔* - 原本的期待終成黃梁一夢
前幾天，又到了身心科回診的日子。這次，喬巴醫生很快速的問我近況，沒有過多的討論，判定四叔往生沒有對我造成影響，就直接轉到用藥的部分⋯
我還記得再次回到部桃看診 HIV 時，陳正斌醫師聽到我有自殺的經歷，馬上幫我掛喬巴醫師的門診，還信誓旦旦地說：
「什麼話都可以說！」
然而，當我想描述自己的過往，希望喬巴醫生能理解我的成長背景，來判斷我現在的狀況，他對我說：
「現在的你不應該被過去的事情所影響。」
邏輯當然是對的，只是我在想，如果今天是一個女孩子被強暴了，向喬巴醫生求助身心問題的協助，他也會說相同的話嗎？
隔了一年，我又再次掛喬巴醫生的門診，向他說明我想取得安樂死的資格，以及為了這件事情我所做的準備，我得到的回應是「根本沒有邏輯性」⋯。陳正斌醫師當時說的「什麼話都可以說」，原來，不是真的什麼都可以說。
隨著喬巴醫生門診人數增加許多，他能分配給每位病人的時間變少了。我在這段醫病關係中，還能夠有什麼期待？
其實我最期待的是⋯被理解。我真的不懂，自己的人生活膩了，不想再繼續無意義的「生存」，這樣的理念為何總是不能被理解？生存不難，尤其上天給予我很強大的生存能力，這從來就不是我的困擾。我要的，是「生活」，能有親近的家人，一起生活，一起替未來努力，一起分享喜怒哀樂，如此而已。這是一個很嚴苛的願望嗎？我不知道⋯
這一次，我決定不再討論任何有關心情的話題了。我也知道心情才是我問題的根源，但沒人可以幫我，除非我願意放下執念。所以，我請求換藥，我希望晚上能早點入睡，讓我隔天早上能夠有精神去運動。這是我現在最大的訴求。
最終，我還是沒能拿到比較強的安眠藥。原本的抗憂鬱藥物被換掉了⋯。好吧，也許是上次喬巴醫生問我心情，我說我只是等死，我因為還沒死，所以只能繼續做我能做的事。他大概以為我是因為 SNRI 造成「麻木」的副作用，但根本不是這樣，而是我放棄與他溝通了⋯
這幾天，情緒確實有些改變。睡前，不再一直想情愛的事情了，但相對地，睡眠品質變差⋯。身心科藥物就是這樣，再怎麼換都無法換到自己心中真正想要的。要再提藥物的事情嗎？還是算了⋯
最終，喬巴醫生也變成了跟我以前看過的身心科醫師一樣。我拒絕說話，只拿固定的藥物，反正憂鬱症永遠也不會好，換來換去只是一直承受不同的副作用罷了。走到這一步，是不是我的潛意識中，早就寫好這個劇本，以致於看過的每一個身心科醫師都變成這樣？
我的訴求一直都是「讓憂鬱症好起來」。此時，我想到以前一位朋友對我說過的話：
「你要做的不是消滅憂鬱症，而是學習與它共存。它就是你的一部份啊⋯」
反正都過去了。不再是朋友了，想起他說的話也沒有意義。既然我決定把自己流放到德國，就努力把這件事情做好吧。
誰會想要把自己丟在一個陌生、語言不熟、又沒朋友的環境生活？光是這個舉動，背後就隱藏許多情緒。喬巴醫生既然沒看出來，而我也說了拿到安樂死資格前不會再主動自殺，他身為醫生的責任已了。是啊，讓病人能夠「生存」，就是身心科醫師能做的最低門檻了⋯
去德國要申請的學校與科系都選好了。一年的生活費換算成台幣，大約100萬就足夠，而且這還是我住在單人、有廚房的套房的前提。若能抽到學校宿舍，花費至少砍半；而與人合租公寓，也會比住單人套房省一些。
我並沒有想認識人的打算，至少目前沒有。一個人慣了，突然要跟別人一起生活，我也不習慣。
如果命運就是註定孤獨，又何必強求不屬於自己的呢？獨來獨往，雖然不快樂，但與其他連生存都有問題的人們相比，也許我是幸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