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不敢頂嘴的年代，已經回不去了

匿名

最近在脆上看到一篇13歲國中生發文，詢問「要怎麼把班導弄走」，身為一個在打罵教育下成長的八年級生，內心不只是驚訝，更是一種難以言喻的感嘆，原來時代真的變了。

我們這一代，多數是在打罵教育的氛圍中長大的。當年的老師，多半是五、六年級生，少數七年級初，成長背景本身就帶著威權色彩。在那樣的教育環境裡，老師擁有極大的權力，習慣用痛苦跟恐懼來訓練學生服從，從言語羞辱到體罰手段，各種「管理方法」層出不窮。

來源google圖片對學生而言，與其說是學習，不如說更像是在一種高壓規訓中求生存。犯錯就罰、頂嘴就加重處分，也常常因為幾個學生行為不當，整個班級都要受罰。

我們那一代的學生，對老師多半帶著一種近乎本能的敬畏。當時不見得覺得合理，但也鮮少有人敢反抗，更不用說去設計什麼把老師弄走的計畫。老師掌握著權威，而學生習慣服從，家長盡力配合老師，這幾乎是一種默契，也是一種時代氛圍。久而久之，在高壓環境下的七八年級生習慣壓抑、聽話順從，這種被高壓教育訓練出來的特質也延續到職場上，也因此慣壞無數台灣撈闆。這也是為何在愛的教育、學生人權高漲的時代下長大的九年級生，會一直批評七八年級職場很奴的原因，畢竟當時的我們幾乎不敢反抗，而社會氛圍也不允許我們反抗。即使心裡覺得不公平、不合理，也多半選擇吞下去。那是一種集體經驗，大家都一樣被虐待，所以也就習以為常。直到長大之後，才慢慢有能力回頭檢視，才發現當年那些被合理化的行為，其實有不少早已越過教育的界線。隨著時代改變，社會開始重視學生人權，體罰逐漸被禁止，教育理念也轉向尊重與溝通。這原本是值得肯定的進步。然而，正因為七、八年級這一代曾經親身經歷過那種不當對待，這種長年揮之不去的壓迫感，在我們的心靈蒙上一層陰影。當七八年級生開始結婚生子，成為家長後，對於孩子在學校的教育方式，自然會更敏感、更警覺，不願讓自己的孩子再承受同樣的對待。問題在於，這份保護有時候逐漸走向另一個極端。有些家長開始用放大鏡檢視老師的一舉一動，只要稍有肢體接觸，就懷疑是否不當，只要言語稍微嚴厲，就擔心孩子是否心靈受創。老師的一句提醒，可能被解讀為羞辱，一個正常的管教動作，會被家長帶入當年被體罰的陰影而被放大成不當行為。於是，一種微妙的反轉出現了。過去是老師掌握絕對權威，學生沒有管道能發聲，現在換七八年級當老師後，權力結構似乎悄悄翻轉了，七八年級沒有媳婦熬成婆，反而動輒得咎，需要時時注意管教手段是否會被投訴，有些資深老師，過去習慣以打罵的手段教育學生，因為愛的教育興起，也乾脆撒手不管，放著讓學生爛，坐等退休了。當後繼上來的新老師開始害怕管教，資深老師少了鞭子加持無力管教，學生也可能逐漸失去界線感，變得更目中無人，師生關係從原本的失衡，走向另一種形式的失衡。這樣的現象，其實不是單一世代的問題，而是一種過渡期的縮影。從威權走向人權，本來就不可能一蹴可幾。在修補過去錯誤的同時，如果缺乏對界線的重新建立，就很容易從壓迫走向放任，從不敢反抗走向過度對抗。教育的本質，從來不該是誰壓過誰，也不是誰可以把誰弄走。老師不是敵人，學生也不該被視為罪犯般的管理對象。理想的狀態，應該是在尊重與規範之間取得平衡，老師有專業與管教的空間，學生有表達與被理解的權利，而家長則是協助而非對立的角色。

時代確實不同了，八年級生既是體罰時代的最後一批受害者，也是身處禮崩樂壞、師道漸失之下的承受者，面對兩種極端的經歷，對師生翻轉的處境更有感。但如果教育最終變成彼此提防、互相對立，那無論無論是老師、學生還是家長，都不會是贏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