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無劇透
《地母》並不如我原先預期那樣晦澀。甚至可以說，這可能是張吉安目前最「容易進入」的一部作品。它沒有把觀眾推進政治口號或歷史論述，而是從一種極為日常的節奏開始：土地、作物、緩慢移動的身體、反覆出現的勞動姿態。那是一種你幾乎可以聞到泥土氣味的生活感。直到徵收的消息出現，你才突然意識到，這些看似穩定的日常，其實早已站在崩塌的邊緣。
從片頭提及的《曼谷條約》，到後段呼應烈火莫熄運動，《地母》確實指向了馬來西亞歷史中一段關於改革、資本與土地重分配的脈絡，但它從未把自己拍成一部「政治說明書」。相反地，它更像是在提醒：當我們談論制度、改革與進步時，那些被寫進條約與文件裡的決定，最後都是如何一點一滴落在某些人的身體上。•
農地被收回，在多數敘事中只是一個制度名詞；但在《地母》裡，它被拍成一種極為具體的失去。失去的不只是產權，而是與土地共處的時間，是一家人記憶安放的場所，是「我知道自己屬於哪裡」的那種篤定感。張吉安沒有選擇把這種失去拍成激烈的抗爭或對立，而是讓它緩慢發生。土地還在，人也還在，卻已經開始錯位。那種斷裂沒有聲響，卻再也接不回去，像一條被悄悄剪斷的線。
電影裡反覆出現的「解降頭」橋段，乍看之下像是一條宗教支線，卻其實構成了《地母》極為關鍵的隱喻。降頭不只是巫術或迷信，也許它象徵的是一種無法用理性制度解釋的壓迫感，明明沒有具體的敵人，卻感到身體被控制、命運被他人牽引。當角色試圖透過宗教儀式解除降頭，其實也在反映人民面對制度性剝奪時，那種無處申訴、只能轉向信仰的無力狀態。
在這裡，宗教不是對抗政治的武器，而是一種替代性的出口。它填補了法律與國家無法回應的空缺。電影並沒有嘲諷這種選擇，反而以極其克制的方式拍攝儀式，讓它成為一種「人試圖把失控的世界重新拉回自身」的動作。只是，儀式結束後，土地依然會被徵收，現實沒有因此改變。•
在馬來西亞的農地徵收歷史中，女性往往不是站在抗爭舞台中央的那一群人。她們不在街頭，不拿麥克風，不會被記錄成運動的代表人物。但她們留下來，照顧土地、維繫家庭、承接改革後的後果。《地母》選擇把鏡頭放在這樣的位置上，讓女性成為時間與失去的見證者，而不是英雄敘事中的主角。
那麼，這部電影有關於女性挺身而出嗎？答案或許是否定的，至少不是我們熟悉的那種方式。沒有高喊口號，也沒有發動反抗。她們的「站出來」，是一種拒絕離開的姿態。當一切都被迫往前推進，她選擇停留。這種停留不是保守，而是一種對抹除的抵抗。
電影裡的性別位置，並不只是「女性承受更多」，而是被放進一個更複雜的宗教與文化結構之中。《地母》部份所描繪的穆斯林社群，並未被簡化為單一的壓迫者或受害者，而是一套早已內化於日常的男尊女卑秩序。男性擁有發言權與決策權，女性則被期待成為承擔者與維持者，維持家庭、維持信仰、維持看似完整的生活外觀，而最後的焚燒陽具崇拜，更是對於這樣男尊女卑最後控訴。•
張吉安一再拍攝范冰冰與土地的互動：彎腰、翻土、踩在熟悉的位置上。那不是象徵，而是一種身體記憶。當制度試圖把土地變成可以被交換、被計算的資源時，她的身體仍然記得每一寸土壤的重量。烈火莫熄在這裡不再只是理想，而是一道切口。它切開了國家，也切開了生活。有人因此獲得新的可能，也有人在改革完成後，失去了原本就不多的一切。
《地母》並沒有否定改革本身，而是誠實地拍出：不是每個人都被改革帶走，有些人被留下來承擔代價。•
電影的節奏極慢，慢到你會感到些許不安。但正是這種不安，逼著觀眾去感受時代的重量。張吉安讓我們陪著鳳音留在那塊地上，看著它一點一點退出她的生活。沒有勝利的瞬間，也沒有戲劇性的翻轉。土地終究還是會被帶走，這幾乎是從一開始就能預見的結局。
當我們說世界正在變得更好時，是否願意回頭看看，是誰先被犧牲了？而《地母》選擇相信，土地記得這一切。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