虛無空洞的白色恐怖樣板戲《大濛》 —兼談影視圈靠白色恐怖犧牲者吃香喝辣、穿金戴銀的狐群狗黨 （網路劇情照片） 電影《大濛》導演陳玉勳自己說拍電影前，讀了一些文章，做了田野調查，得到了被槍決政治犯家屬領屍的故事靈感，把它當成故事的主軸；不過，我懷疑陳玉勳是否真的看過國防部通知領大體和遺物的公文通知，還是自己想像一張隱約露出「國防部保密局」字樣類似便條的東西。 1985年從認識陳映真開始 1985年我主動去拜訪曾在綠島坐監七年的文學家陳映真先生，由於當時我醉心於第三世界依賴理論，又去菲律賓採訪了反對馬克仕總統的群眾示威，寫了一篇相關的文學作品，請陳先生指點，從此我們成為忘年之交。我還根據我在尼加拉瓜採訪左翼桑定政權所見所聞，寫了一篇中篇小說。他幫我引薦，放進王拓主編復刊的《文季》，所以年輕時候我也有寫過左派群眾抗議的小說放在《文季》。 當時他正在編《人間雜誌》，很需要稿件，我就盡量幫忙。1986年底，我擔任《中國時報》駐馬尼拉記者，乙沙革命過後的菲律賓政局動盪，成為國際新聞的焦點。陳映真應邀去韓國之後順便來到菲律賓看看，住在我那裡，我帶他到處走訪，包括拜訪菲律賓非常有名的作家和電影導演，同時到菲律賓外島遊覽。晚上我們在海邊的餐廳，我問了他很多關於文學創作的技巧，夜晚的海濤聲，在昏黃的燈光中顯得詩意，這是我年輕歲月的美好記憶。他關心的是文學，關心的是台灣還有大陸的事情，完全沒有提到在綠島的事，好像那根本沒什麼好說的。1989年，我在天安門受到嚴重的槍傷，休養了一年，回到台灣後也也很不喜歡談天安門的事，我就比較了解為什麼這些前輩不喜歡談在綠島的事，因為我們的人生永遠向前走，不喜歡老是回頭看，總覺得還有更重要的事。 林書揚、陳明忠、許月里的抗日經歷成為國軍莒光日教材 1991年，我從新加坡回到台灣工作，因緣際會曾經幫凌峰的新節目《台灣風雲》試作的幾集，透過歌手楊祖君的介紹，我採訪了林書揚、陳明忠、許月里、蔣碧玉等台籍抗日人士，他們都是受日本教育，卻是堅定的中華民族主義者，他們受訪的時候強調他們受到日本殖民政府的壓迫，以及作為中國人的自豪感。很慚愧，當時我們對他們曾經坐政治牢獄的歷史並不清楚，儘管我們的節目後來並沒有成為正式的電視節目，但我因為專訪抗日台籍前輩的內容，這一集被選擇為莒光日教學的材料。簡單說，這些坐了國民黨多年牢獄的前政治犯，成為國軍莒光日學習有關日據台灣抗日活動的導師。 最早舉行白色恐怖反思展覽 2000年，我離開中國時報，開始以自由撰稿的身分做口述歷史，儘管財務上很困難，但我取得工作自由，可以長期追蹤歷史事件的細節。我偶爾在中央日報發現吳石案的珍貴照片，包括吳石、陳寶倉、朱諶之、聶𣌀等被送上馬場町槍決前的照片。這些照片現在看來沒什麼，當時卻石破天驚。在台北市文化局局長龍應台的協助下，我們在228紀念館館地下樓舉行的《1950仲夏馬場町》，這是台灣光復以後官方舉行的第一個白色恐怖紀念展，展覽非常轟動。開幕式出席的包括主要的前政治犯，甚至曾介紹李登輝加入中國共產黨的前中共台北市工委書記吳克泰，也趁著返台探親的時候，出席了開幕式。我後來協助編輯他的回憶錄，去北京他的住處進行口述歷史，在他年過世前兩年間有過密集的互動。 受委托追尋朱諶之遺骸 由於我陸續發表了許多文章，包括在香港和大陸，2003年，吳石案的中共交通員朱諶之的女兒朱曉楓，透過管道跟我聯繫，趁著我們全家到上海旅遊的時候，由南京到上海拜訪我。她說看到我發表的圖文故事，看到她母親被槍擊前的樣子，感到非常震撼。她希望我能夠協助尋找她母親遺骸的下落，迎回浙江故里安葬，這是全家人的心願。接下這個委托後，接著兩年我非常認真的按照朱曉楓提供的線索尋找，朱諶之當年來台灣是住在繼女陳蓮芳（阿菊）在家中，女婿王昌誠也是在情治單位工作。我透過台北市民政局長林正修的幫忙，找到王的地址和電話，不過登門拜訪時才發現是同名同姓的人。後來林正修跟我說，他們這種單位人士的戶籍往往另外處理，不是一般人的情況，後來他又花了一點時間提供我另外的資料。帶我過去找人，很意外的找到陳蓮芳，她的先生王昌誠已經過世了，但陳蓮芳還在。儘管時間已經隔了50年了，她聽到我在問朱諶之的事，頓時顯得很緊張，脫口而出「朱諶之是共匪」。後來我表明身分和來意，甚至拿出她少女時期在大陸的照片，她感到非常驚訝，說：「你怎麼有這張照片？」氣氛才比較和緩。後來她跟我說，朱諶之被槍決後，他的先生王昌誠被抓去審問了半年，她也被扣留了一個月。確認沒有牽連才放出來。陳蓮芳說，她沒有去領繼母的屍體和遺物，後來立法委員林郁方幫我調到國防部的公文，證明她確實申請領取，最後沒有去，只能說是嚇到了。我後來甚至幫陳蓮芳聯繫到她在北京的親姐姐陳蘭芳。陳蘭芳是共產黨員，陳蓮芳國民黨軍統局工作人員，離開大陸後就再也沒有跟姐姐聯繫，因為我的探訪工作，兩位姊妹意外的重新建立了聯繫。 北京央視《沉默的榮耀》根據我查訪的細節 可以說這一個過程的資料和經過細節，完全是我查訪出來的，後來我把它寫在香港的亞洲週刊，大陸的參考消息還有許多刊物都全文刊載，非常轟動。今年央視播放的《沉默的榮耀》，提到朱諶之住到陳蓮芳家中的這一段事情，完全是根據我的描述。看到我訪問的活生生的人物變成電視劇的角色，有一種奇特的感覺。 儘管如此，朱諶之的遺骸在何處？這個謎還是沒有解開。我一直困在這裡的無法解開的疑問中，最後幾乎要放棄了，連朱曉楓也說算了。直到2010年，南京學者馮亦同傳來大陸另外一名犧牲的中共特工家屬藩蓁傳來一個新的訊息，他發現重要的線索，在我幾乎停止調查工作，朱曉楓也放棄希望的五年之後，又重新燃起新的希望。我委托中央研究院的朱浤源教授，投入實際的追訪工作。他非常認真，鑽入閑置半世紀佈滿灰塵的骨灰樓𥚃，從三百多個骨灰袋中，找到了朱諶之的骨灰罈，真是皇天不負苦心人。朱教授一共去了四趟殯儀館，在封閉陰暗的靈骨塔裡面爬來爬去，四邊可能都是超過半世紀無法返家的幽魂，他精神能夠承受，真的很了不起。消息傳到南京朱曉風家中，他們非常興奮，接著運送骨灰的工作就由朱曉楓的女婿李揚接手，他非常能幹，奔走兩岸，解決非常棘手的技術性問題。終於在2011年12月，將朱諶之的骨骸贏回大陸，先到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暫時安置，後來再由國安部安排專機送回浙江故里安葬。這件事情在大陸自然非常轟動，電視和報紙連篇累牘的報導，最後促成了2013年北京西山烈士紀念碑以及四尊雕像的竪立。 朱諶之大體被送到國防醫學院做解剖教學 至此，朱諶之被槍決之後下落之謎完全解開，由於沒有人領屍，大體被送往國防醫學院做解剖教學，之後火化放在靈骨塔，骨灰盒的登記資料後來由極樂殯儀館轉到第二殯儀館，所以這一份朱諶之被寫錯名字骨灰罈的資料是放在第二殯儀館。 我上面做的描述，主要是說明尋找被槍決政治犯，對我來講不是紙上的知識，而是一段親身參與的深刻生命之旅。從這裡我來檢視《大濛》失實之處。首先，判處政治犯死刑並且執行的並不是國防部保密局，而是國防部軍法局，這是權責單位，也是司法體系的運作。保密局逮捕人犯，提出證據，由軍法局審判和執行，所以通知領屍的並不是殯儀館，他們沒有這種權限，而是國防部軍法局的公文，任何人就到殯儀館或者是國防部醫學學院要領大體，除了國防部的正式公文之外，一定還是要有身分證來確認家屬的身分。 領大體需要軍法局公文和身分證的雙重確認 國防部軍法局並沒有制度上領大體要收費，但受委托的民間殯儀館會向遺屬收取工作費用，根據目前的資料，標準不一，從400到800左右，但是導演故意在電影裡面說什麼「子彈費」，完全是自己編造的。由於殯儀館並沒有現代的保存遺體的設備，以台灣的潮濕天氣，不到一週之內大體恐怕就會發臭，所以只要沒有有人認領，幾天之後就會送到國防醫學院，放在解剖大樓的福馬林池中保存，現在的研究資料說放三個月，但我認為不太可能這麼久。這個說法覺得值得懷疑，因為如果在台灣沒有家屬，或者台灣有家屬但不敢認領，他們去國防部醫學院認領遺體的機率也非常低，何況灌注福馬林同時浸泡在池中，身體會變色，臉部會浮腫，變得不容易辨識。而且大體在死亡72小時內做解剖教學，肌肉組織仍然健全，時間上最適合，醫學院盡量不會拖太久。解剖完之後，由於大體已經破相，不可能再保留，會立刻送回殯儀館進行火化，做後事處理。1950年、槍斃的人數，目前比較知名的本省中共黨員都有家屬領屍，沒有人領屍的大部分都是在台灣沒有親屬的外省人，朱諶之就是一位，另外一位被證實槍決後也曾一度被送到馬福林池的藥科學生霍振江，也是外省籍，河北人。由於陳蓮芳沒有去領出朱諶之的大體，所以就被送到國防部醫學院進行解剖教學，之後送回殯儀館火化，骨灰放在骨灰罈中，並且做了編號。在極樂殯儀館結束營業之後，骨灰罈的相關資料轉到第二殯儀館，這是我們最後能夠找到的原因。 六張犁白色恐怖墓碑是空墓 另外一個必須提的問題是，1992年在六張犁發現白色恐怖被槍決人犯的墓碑，墓碑上面並沒有挖出任何骨灰罈或者是殘骸，而且墓碑立的位置非常密集，其實是大體草草掩埋，還是會留下零散的遺骸。更何況很多的被槍決的人已經火化，而且放置在骨灰罈中。既然如此，兩百個墓碑代表什麼？有兩種可能的情況：一種是下方挖掘後發現並沒有埋任何東西，墓碑只是象徵性的紀念，另外一種情況是骨灰直接埋在土裡，被土地吸收了。但後者還是會有一種類似礦物質的東西，仍然可以辨識。所以墓碑是空墓的可能性還是很大的。 《大濛》領屍故事主軸瞎編一通 以上解釋了國防部執行槍決的單位、殯儀館，以及國防醫學院之間的關係，我們來檢視《大濛》的故事主軸如何偏離實際的情況。首先，國防部軍法局的通知公文一定是以被槍決人犯家庭的戶長，為通知對象，而且清楚的寫明被通知人帶著身分證來領遺物（包含大體和私人的物品），如果委托其他人來，必須有正式的委托書。這是一般行政程序的必然過程。無論如何，絕對不可能是一個還沒有身分證的小女孩來帶領遺體，這完全是導演胡亂編造。任何單位要辦這種手續，第一個就是核對公文以及領取人的身分證，殯儀館的人完全沒有這種程序的本能，怎麼可能呢？再者，國防醫學院是一所軍事學校，學生穿軍服，學校行政人員通常也具有軍職，也會穿軍服，形象非常正式。任何人去國防醫學院拜訪，跟去任何一所正式的軍校是沒有兩樣的。可是在電影中，國防醫學院的行政人員卻是穿便服的外省官僚，旁邊還有一個穿旗袍的外省腔的女人，他們同樣沒有核對領屍者的身分證，而且口氣粗暴，水準很低，導演似乎不知道，三軍總醫院的醫生和護士就是這個學校訓練出來的，那裡的行政人員也是這個系統的，任何去過軍醫院看過病的人，會認為為那邊的行政人員的素質有那麼低嗎？這是導演刻意醜化國防醫學學院。最後，馬福林池的大體一定是裸身的，避免衣物沾黏遺體，影響藥水的效果。大題的臉部也一定是浮腫的。這些最基本的情況在電影裡完全沒有。 簡單講，《大濛》的故事主軸，小女孩去領被槍決哥哥的大體，無論故事的主幹和細節，從頭到尾都都是瞎編一通。在現實中，那樣的情況根本不可能發生，一開始就不可能是這個樣子。導演說他做了很多研究，我只看到一些零散的資料被他拼湊到他自己想像的故事中，然後告訴別人說「這就是台灣人的故事」。這不僅不誠實，甚至可以說是非常無恥的。 電影刻意模糊歷史與政治脈絡 《大濛》故事發生在民國42年，時間上比較接近陳福星所領導的重建的省工委被破壞後，殘餘分子的逃亡，不過這些主要是集中在海山以及桃竹苗的客家地區，所以可能是蔡孝乾省工委被破壞後，台南市工委或者外圍組織的逃亡分子。儘管如此，地下黨份子逃亡不會停留在一個地方，不會躲在固定的甘蔗園中，而且還是受著家屬的定時的物質供應。這種情況根本不可能，因為保密局幹員第一個就是找上家屬，軟硬皆施要求供出逃亡者的下落，躲藏在自家的蔗園很快就會被抓到。更重要的是，逃亡者本能上會避免連累家人，所以逃亡中不僅不會停留在一個地方，也絕對不可能跟家人聯繫，因為這會讓家人也背負「知匪不報」罪名。後來逃到大陸的吳克泰、周青、陳炳基等人，就承認當時他們是南北到處亂竄，就是要躲過追捕。即使後來被逮捕的李媽兜也是在台南山區來回的躲藏，像電影中那種情況根本不可能。對政治受難者家屬來講，他們的涉案家人整個失蹤了，不知道人在哪裡了？直到被告知遭到逮捕，甚至被槍斃了，或者很多年以後聽說人在大陸，跑去大陸的中共地下黨員，開放以後才敢跟家人聯繫。吳克泰在逃亡後，由於是中共省工委的高級幹部，由蔡孝乾直接領導，保密局逮捕了他的父親，逼他說出吳的下落，他的父親確實不知道，結果被關了半年才被釋放。這些才是真實的狀態。 最重要的是，電影刻意模糊歷史脈絡，沒有講出他們的政治身分。在真實的情況中，親戚或朋友會說「你的哥哥是匪諜」或「政府說你哥哥是諜」，這才是真實語境。電影明顯迴避這個歷史和政治事實，因為他們要強調是一個優秀青年無故被殘殺迫害的情況，如果一個相貌堂堂運氣十足的年輕人，真實身分是「匪諜」，必然造成政治認知的混亂，共產黨革命變成正面，電影就會製造完全相反的政治效果，這當然是不可以的，文策院可能會撥巨款資助這種反映歷史真實的電影嗎？當然不可能，所以電影就透過模糊歷史脈絡，如此變成實質上的造假。 政治犯和家屬的精神人格狀態 在所有台灣白色恐怖的相關電影中，有一個共同性，為了強調國民黨殘酷的政策，突顯被害者的無辜，製造悲情效果，會把政治犯演得很可憐，這跟我看到的真實的政治犯完全不一樣。我認識的都是有血有肉的當事人，看到的更多真實的生命。他們是道地的英雄男女。比如，在浙江金華創立台灣義勇軍的李友邦將軍，受到了當時軍委政治部副主任周恩來的大力協助，所以台灣義勇隊一開始就有共產黨的色彩。李友邦的夫人嚴秀峰是浙江杭州人，早年加入中共，跟朱諶之是舊識，朱曉楓童年時候也在台灣少年團待過。所以，朱諶之來台灣執行任務的時候，也跟嚴秀峰見過面。嚴秀峰後來被逮捕，坐監15年，但她並不是因為被朱諶之抖出來，而是當時中共台灣省工委副書記張志忠的夫人季澐供出他的。這在張志忠被逮捕案中有提到。嚴秀峰用嚴肅的口吻跟我說：「我永遠不能原諒季澐。」後來，我告訴當過中共台灣省工委台北市工委書記的吳克泰有關嚴秀峰說的話，吳克泰微笑著說：「我知道，不過季澐自己後來也被槍斃了，所以也就沒什麼好說了。」吳克泰後來又說：「我們書記以上的都被槍斃了。」他說這話時口吻很從容，讓我感覺到走過革命道路的那一代中國人，生活在我們今天已經難以想像的時代情境，生死彷彿不算一回事。1949年，國共戰爭大局底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共軍渡海實現全面的勝利，已是指日可待。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工委加快吸收黨員的工作，也準備組織迎接解放軍來台，吸收的成員變得更複雜，考核鬆懈。有些地下黨甚至四處招搖暗示自己的身分，暗示未來將是接管大員，得意洋洋的自我抬高身價。這種情況使得中共地下黨很快就破壞，黨員也缺乏堅定性，一下就把所有人都供出來。嚴秀峰就直接抱怨：「那個時候吸收入黨，根本不講求素質，連阿貓阿狗都可以入黨。」此外，國民黨面臨存亡之秋，痛下殺手，有些已經變節的中共地下黨，國民黨仍然不放過，照樣槍斃，因為根據大陸的經驗，一旦放出去，只要環境改變，他們很可能會立刻變色，回到中共的陣營，加倍對國民黨的攻擊。所以這一次，他們決定不再假裝仁慈，大開殺戒。事實上，我看到大陸平台說，蔡孝乾受到嚴刑拷問，最後被迫供出所有同志。事實並非如此，蔡孝乾很快就投降了，表示這位走過長征的台籍中共幹部，內心對黨的極度不滿早已累積多年。他自己發表的聲明就說：「過去20年在中國共產黨內，我每天都活在恐懼中。」這就是腥風血雨革命的兩面性，最純潔和最殘忍的合為一體，我其實相信他說的是真心話。這些都是我在尋訪當事人的過程中掌握的時代情境，不是今天只靠文字資料可以留下的感受。 蔣經國成功的政治作戰，電影沒有體會熱烈的時代氣氛 另外，必須說明1950年代以後，國民黨的統治已經逐漸穩固，而且在美國援助之下，從風雨飄搖的危機中重新站起，不僅是政治和軍事上的，而是對社會心理的掌控。尤其在蔣經國所主持的政戰活動，大力推動青年愛國運動。國共在閩浙沿海島嶼依然發生激烈的海空戰事，1953年，約3萬軍民從越南富國島撤到台灣；1954年1萬4千多名反共義士從韓國陸續來到台灣；1955年近3萬軍民從大陳島撤退。國民黨記取了大陸的教訓，採取用共產黨嚴密組織紀律，加上強化民眾宣傳，作為對付共產黨的方式。簡單說，就是用共產黨的辦法來對付共產黨，這是在蘇聯受政治訓練蔣經國的政治風格，過去曾經在贛南實現過，而且相當成功，現在用在台灣。當時台灣的報紙廣播都是有關於戰爭和反共的宣傳，還有婦女縫征衣，送子弟們入營，做效忠領袖的宣示等等，不少知識分子可能感覺到一股壓制的苦悶，但他們畢竟是少數，社會上同時也是精神抖擻，尤其是青年們「追隨偉大的領袖」，參加各種戰鬥營，武裝跑步，實彈射擊，越野步行等等，留下美好的青春回憶。電影完全沒有體現出那個時代的基本狀態，缺乏起碼的紀實性，還敢說自己是「氣勢磅礴」，事實上連起碼的認知都沒有，更不要說還原當年的社會環境。 「共匪」成為嚇小孩的魔鬼 另一方面，必須承認，國民黨確實把局勢穩定下來，取得的喘息和發展的空間。這一段時期，台灣同時有中華民族主義和反共思想的深化教育，而且幾乎跟宗教一樣，深植到人的基本思想狀態。「共匪」是一個足以像小孩的名詞而想像，「匪諜」更是如邪魔使者，跟魔鬼沒兩樣，任何人聽到都是彼此唯恐不及。所以當家裡出了「匪諜」，親戚朋友必定紛紛走避，不僅是害怕怕被牽連，而是害怕沾上骯髒的東西。所以在真實的情況下，一旦家中有槍決被槍斃，消息一定傳得很快，孩子們必然遭到歧視。說「你爸爸是匪諜」，「你媽媽是匪諜」、「你哥哥是匪諜」等。王曉波教授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她母親名叫章麗曼回中共黨員，1953 年被處決。父親王建文因為「知匪不報」被判刑 7 年。王曉波自己形容，10 歲左右他和3個妹妹與外婆相依為命。他在學校被同學罵「匪謀兒子」（“匪諜的兒子”），甚至動手打他。警察常來查戶口，戶口本上有「匪」字（被列管）讓他如影隨形。他因為家庭貧困、營養不良，也長期處在物質困難之中。他本人後來在台大哲學系教書，被列為「為匪宣傳」而遭拘留。這種遭受歧視的成長環境，反而使得王曉波更認同母親的信念，他將母親經歷與自己的愛國主義、民族情懷緊密連結。他說母親對他的影響很大，比如教他唱愛國歌曲。他認為「匪諜」原罪塑造了他的人格與信念。他曾表示，家庭的悲劇是「近代中國民族大悲劇的一部分」。王曉波後來成為著名的兩岸統一論者，經常對台獨做出嚴厲的批判。 王曉波作為「匪諜的孩子」的成長經驗 以上的時代背景的說明，反映出電影在歷史脈絡和背景的薄弱，社會上沒有擁護國民黨和反共的宣傳，沒有戰備的氣氛，沒有歧視「匪諜」親人的言行，反而刻意表現嗎外省腔的警察局長長的暴虐，隨便拿繩子鞭打弱女，毫無良心，泯滅人性，用這種膚淺的方式來反映國民黨的暴力，層次實在太低了，不只是電影層次低，而是安排電影這麼演的導演層次太低。 政治犯出獄之後繼續戰鬥的人生 接下來，出獄之後的政治犯如何走完他們的人生？陳映真跟我說，他離開綠島回到台灣時，看到台灣的變化嚇一大跳。那已不是他年輕時候嚮往革命的台灣社會了。生活大幅改善，經濟繁榮，把後來跟劉賓雁對談時，甚至承認1980年代的台灣人有一種生活的幸福感。至於我多年互動的政治犯前輩林書揚、陳明忠原來都是中國共產黨員，他們很快就成立了中國統一聯盟，經常帶出獄的前同志前往北京出席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大典，陳明忠的妻子馮守娥也曾經是中國共產黨員，坐牢的時候曾經跟朱諶之關在一起，我曾經請教過她當年看到的朱諶之的情況。這些前同志出獄之後，戰鬥力仍然很強，經常批判台獨，參加中國統一的相關活動。有一次在紀念簡吉的活動中，我看見陳明忠拒絕跟同時出席的日本交流協會會長說任何話，因為這個會長曾經說過「台灣地位未定論」。這個場合中，受日本教育的陳明忠拒絕跟日本代表說任何日本話，這就是這一代台灣人的骨氣。至於大家所熟悉的作家陳映真，在歷史照片上我們曾經合作過，我曾經提供《人間雜誌》圖文故事，那是我在菲律賓採訪的前菲律賓共產黨人民軍司令丹地的專訪。柯拉蓉執政之後，把原來坐牢的菲共分子全部釋放，我曾經在一個演講中看到前人民軍司令丹地的群眾演說，後來找到一個機會跟他做個專訪。他是一個典型的知識分子，對於毛澤東革命理論以及游擊戰術非常熟悉，他也明確指出中中國革命跟菲律賓革命在歷史和地理環境上的區別。陳映真看了我的稿子後也說：「他非常聰明。」陳映真辦《人間雜誌》曾經轟動一時，培養了一群的攝影家和報導報導文學作家，在台灣出版史和攝影史留名，他繼續用筆為勞工、婦女、弱勢族群講話，組織群眾抗議國際資本企業帶來的污染和壓迫，即使他大聲疾呼，但雜誌最終不敵市場壓力而停刊。即使停刋以後，他還是用個人的力量舉行愛國主義展覽。有一次我在他辦公室看到桌上、椅子，沙發上放了一堆電腦打印的歷史圖像，那是譴責美帝國主義對西藏的侵略。這位孤獨的戰士即使在人去樓空的情況下，就依然堅持他的戰鬥，在衡陽路1棟建築的2樓找了一個空間，擺放這些照片。他還笑著迎接到訪的我，給我看來賓的簽名和留言，他就這麼永遠戰鬥下去。2006年，他前往北京前，委托我幫忙處理他保留完整的《人間雜誌》網陽片，離開時，我跟頂樓對他揮手，他笑著回應。那是我跟他最後一次見面，我印象很深刻，很懷念他。10年之後，我將所有的網陽片捐給國家人權博物館。 至於政治犯的後代，當然受到後來政治環境的影響，如果是被槍決的政治犯，由於沒有身教的機會，子女有可能受了台灣的政治環境影響，變成傾向台獨主張，使用民進黨的論述方式。如果政治犯是活下來，他們的思想狀態就必然影響到下一代，加上看到父母頻繁參加兩岸的交流，他們的大中華意識必然強烈。現在每年在馬場町悼念的，大部分就是那些活下來的前同志以及他們的後代家屬。今天，曾經參加黨的革命事業的那一代，基本上全走光了，今天來悼念的大部分就是他們的後代以及思想上認同的人。 保密局幹員沒有那麼愚蠢 電影中把保密局幹員演得像土匪惡霸一樣，動輒動粗，狡猾奸詐，殘忍不仁，強佔民女，有點像過去共產黨拍的電影演國民黨的形象，說穿了就是土匪惡霸。不過幾年前共產黨拍的電影中的國民黨已經不是那副模樣了，可以說相當平實，甚至演到蔣介石和蔣經國，也沒有醜化，相當平實的反映國共鬥爭的一些內幕，就好像在演歷史中的楚漢相爭，沒有必要把項羽和劉邦其中任何一位，演成好人或壞人，而是平實地說一段逐鹿中原的歷史。即使在最新的《沉默的榮耀》中，對專門抓共諜的谷正文也相當客觀，把它演成具有分析力以及非常幹鍊的保密局幹員，事實上他也確實是。其實今天，只要看保密局整編的「共諜組織案整編」，都會承認保密局都是知識分子，對於思想理論，情報訓練，政治作戰等等，都有深入的認識和實踐能力。谷正文尤其善於心戰，他能夠破獲共諜組織，而且一網打盡，主要是他非常善於心理作戰。能夠用軟的方式擊破對方的心防，然後一個供出一個的全部把人抓到。他非常會利用投降的共諜做工作，因為他們最了解自己的同志們心裡的狀態。當初為什麼參加革命？你們是否看到革命的真相？你們是否受騙？你們同意目前黨的做法嗎？古正文自己曾經在共產黨內待過，所以很懂得如何攻心，然後再用投誠的共產黨去勸降仍然在躲藏的同志們。重建省工委領導如陳福星、曾永賢、劉興炎、林希鵬、黎明華、蕭道應等，辦理自新後都被吸收入調查局工作，主要的任務就是說服仍然潛藏的共黨份子投降。他們跟很多地下黨是多年的私人朋友，甚至當初都是他們吸收入黨的，非常了解他們的心態，他們的社會關係，以及他們行動的習慣。由他們來勸降潛逃的地下黨，效果自然很好。很快地，逃亡的地下黨紛紛接受勸降。還沒有曝光的，很可能未來幾十年都潛伏狀態，不再進行任何政治活動。《沉默的榮耀》並沒有醜化谷正文，相反地，間接承認他的幹練，畢竟共產黨是非常組織化紀律化的革命機器，能夠在激烈的的諜對諜作戰中，瓦解這個機器，確實是不簡單的本事。至於政治道德層面，各為其主，反而可以理解。《大濛》完全缺少這種高度，把保密局幹員形容為土匪惡霸，連今天的共產黨都不這麼做了，可見有多麼愚蠢落後。其實電影一開始，追查地下黨的人當中就應該有前同志溫情的喊話，而且是甜言蜜語，不是電影中的兇神惡霸。這才是真實的政治作戰，導演基本的概念都沒有。 調查局和共產黨的特殊混合 —人性的最深層一面 還有題外話，儘管陳福星所領導的第二代中共台灣省工委被破壞後，中共華東局直接指揮的台灣地下黨組織已消滅殆盡。然而從1950到1952這兩年多時間內，國共內戰的延伸過於慘烈，存活下來的人仍然進行了一場數十年的心靈的戰爭。獲得國府當局辦理自新的有省工委高級幹部陳福星、曾永賢、劉興炎、林希鵬、黎明華、蕭道應等，他們都被安排進入調查局工作，目的就是利用他們對中共的了解，繼續追查仍然潛逃的過去的同志們，並且協助防止共產主義革命的火焰重新燃起。然而，如何確定他們不是假裝投降以繼續潛伏呢？甚至擔任雙面間諜的角色？手段其實很簡單，安全脫身者必須供出相當多的地下黨同志的名單，其中有不少人被處決，必須見血，其餘的被供出的同志至少被處10到到15年的徒刑。如此，自新者已經成為面貌可僧叛徒，永遠失去黨的信賴，甚至自己也成為被暗殺報復的對象。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別無選擇只能安身在調查局，進行與過去同志的出賣和對決的戰爭。就手段而言是非常殘忍的，但在秘密工作中確是基本的形式。因此，任何中共地下黨人被逮捕後可以安全脫身、事後宣稱自己沒有出賣任何同志，就事實而言，完全不可能。 儘管如此，事隔幾十年後，整個歷史環境改變，當那些被出賣關押的老同志出獄後，開始在社會上找工作過，結婚生子，過著平凡人的日子。過去的歲月逐漸淡去，出賣者和被出賣者之間再重新碰頭，出現複雜的愛僧關係。加上兩岸的政治依然存在，有時候甚至波濤洶湧，在歷史和人性上呈現了複雜的、令人動容的現象。以自新者中比較有名的曾永賢和蕭道應為例，蕭道應是屏東客家人，台北高校、台北帝國醫學部畢業，年輕時富反日思想，1940年隨蔣渭水的女兒蔣碧玉等人前往中國大陸參加抗日活動。台灣光復後返台，並在228之後加入中共地下黨。蔡孝乾叛變後，蕭道應和陳福星一起躲到苗栗的客家山區。他和陳福星辦理自新後，先到調查局工作，接著在醫療專業上，成為頗具知名度的法醫。連出獄後的過去地下黨個同志，也覺得蕭是不錯的人。 至於曾永賢，名氣更大。他是新竹客家人，日本千葉明倫中學校畢業，後就讀於早稻田大學政治系。光復後返台，228事變後被中共台灣省工委宣傳部長洪幼樵吸收，視其為重點培植的菁英。自新後，曾永賢一直在調查局做到處長的職務，同時也擔任「匪情研究」工作。李登輝時代，曾永賢受到重用，被聘為國策顧問、總統府資政，以他的資歷背景來協助處理兩岸關係。他甚至受李登輝總統委任為兩岸密使，與中共元老葉劍英的兒子葉選平見面。據參加過總統府國安會議的人表示，曾永賢幾次在國安會議中表達對中共在台灣有內應的憂慮，然而他的前同志、那位由於同志出賣拒絕變節而在綠島關了34年的林書揚，每年都帶領一大批曾經被關了10多年出獄的同志們，前往北京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從來不改變他們作為中國人的堅定立場，以及對社會主義中國的認同。曾永賢會不知道嗎？他當然很清楚，但卻從未「舉報」阻止。相反地，前地下黨同志陳炳基和吳克泰返台探親，曾永賢還居間幫了大忙。曾永賢在國安會議中主動表達對中共內應的擔憂，從真實的情況來看，更像是澄清自己的思想嫌疑。同時，他又對吃過坐牢苦頭、歷經滄桑的老同志們，如今又繼續與中共政府保持密切的聯繫，似乎又表現出愧疚式的體諒。 2002年，蕭道應過世，出席他的喪禮的有調查局的人，也有關10多年出獄的老同志們。出賣者和被出賣者，抓人的和被抓的共聚一堂，共同表達對老朋友過世的哀悼，看來過去的一切都放下了，歷史和人性的悲憫莫過於此。 缺乏國家主體情感的虛無空洞 所有國家的歷史劇或政治劇，不管你同意他的內容與否，不管是否紀實或是純粹的戲劇誇張，都會有濃厚的國家主體情感，就像《阿甘正傳》悲喜之間，觀眾很清楚知道這是美國人的歷史情感，至於直接的戰爭電影《現代啟示錄》、《返鄉》、《越戰獵鹿人》、《生於7月4日》等，哪怕是編造歷史故事的動作片《第一滴血》，都有濃厚的美國主體情感。日本和韓國的歷史和政治劇，也有很強烈的日本主體情感以及韓國主體情感。都是如此的。歷史劇可以改編，但就像魔幻寫實文學一樣，劇情可以編造，可是政治情境以及人性的互動，卻有強烈的記實感，不管是右派軍人政府、左派革命軍、鄉村的婦女孩子、國際資本的囂張跋扈，這些都是真實的社會角色，他們的劇情可以編造，可是他們的存在以及互動的方式是真實感人的。歷史劇也是一樣。問題是，《大濛》從頭到尾，不知道這是在講哪個國家的事？白色恐怖犧牲者的中共革命黨身分，那個年代到處飄揚的國旗和領袖的畫像，以及青年們愛國的熱情，對「匪諜」家庭的歧視，親友們嫌貧愛富的勢利態度，我們走過那個年代都熟悉的歷史、政治與社會情境，完全看不見，天曉得這是什麼國家？或許可以理解的是，如果把這些如實地表現出出來，會有很強烈的中國人主體情感，這是那個時代真實的狀態，但這卻是文策院所忌諱的，製片公司和導演當然知趣，所以就把歷史脈絡和政治背景模糊化。民進黨當然是在這種虛無中，可以隱瞞歷史真相，製造另外一種錯誤的認知。問題也在這裡，一旦把這些最具體的人事物身分和時代環境模糊化之後，要表現白色恐怖犧牲者的故事，就缺乏基本的誠意，你們不過是要利用他們作為題材，拿到補助金拍電影，得獎，最好是賣座，你們對於白色恐怖的歷史其實沒有任何的敬意，你們只是在消費和利用他們，滿足個人名利的慾望。這也是我最痛恨的地方，容我在下一段做清楚的解釋。 另外，監製葉如芬引用了宮崎駿大師說過的一段話：你得有用電影改變世界的決心，即使最後什麼都沒改變。這才是身為電影製作者的意義。引用宮崎駿的話來形容自己的作品，真的是往自己臉上貼金，惡心巴拉。宮崎駿作品裡對「戰爭」、「軍國主義」、「空襲」、「飛行器」的執著關注，深深來自他的童年經歷、家庭背景與父親的工作，甚至他一生的創作核心都能追溯到這些經驗。1944–45 年間，他與家人多次「逃避空襲」。他曾看到大量民眾推著手推車逃難，這些畫面形成他作品裡“戰爭與平民受害”反覆出現的主題。日本曾經把許多美好的事物（如飛機）引向戰爭與殘酷，他必須在作品中回應這段歷史： 《風之谷》：明顯的反戰寓言，講述文明被戰爭摧毀後的世界。 《幽靈公主》：暴力與文明衝突、自然遭受破壞。 《霍爾的移動城堡》：因伊拉克戰爭而創作的反戰作品，片中的軍隊與空襲象徵對戰爭的控訴。 《魔女宅急便》：背景中悄悄呈現軍事緊張時期的氣氛（如軍艦、飛行船巡航） 《風起》是他對飛機夢的終極告白 《紅豬》則是借飛行員表達對戰爭的諷刺 《魯邦三世：卡里奧斯特羅之城》開場追逐車也藏著飛機狂熱。 宮崎駿的每一部電影都有他生命的痕跡，所以才充滿濃厚的人文情懷，這是大師級的歷練和涵養，請問你們有什麼大時代的經歷？甚至小時代的參與？過去從來沒有參與這方面的領域，也沒有從事研究的工作，只是翻翻資料，就開始拿宮崎駿來比較了，把觀眾都當成傻瓜，真是恬不知恥。 影視圈靠白色恐怖犧牲者吃香喝辣、穿金戴銀的狐群狗黨 根據目前公開的資料，《大濛》大約拿了文策院4000萬，陳玉勳說：「我一直覺得我是被選上來拍這個電影。我本來人生當中沒有打算要拍白色恐怖的電影。就在《消失的情人節》拍完後那些年，就會有一些東西跑來找我。那些資料會突然出現在我面前，比如說在電腦上看到一篇文章被吸引住，然後就會去找更多的事情，就是吸引力法則，很多東西一直跑到我面前來。」 「那些受難者有各式各樣的人，有些是無辜的人，有些本來就是共諜，有些人是左派，有些人覺得我就是烈士，我不需要你同情，我是為國犧牲。然後我想到其實最難受的應該是家屬，那些受難者有的已經離開了，有的被關幾十年，他們的家族還在這個社會生存，往後可能還有幾十年要過，那幾十年什麼都不能講，哭也只能偷哭，過著被歧視的的日子，家裡出了一個叛亂分子，在社會很難找到工作。我覺得這最該講的是這些家屬，所以我就想要從一個家屬出發，去拍一個妹妹要去幫哥哥收屍的故事。」 利用犧牲者賣弄悲情取得名利 這一段話可以看得出，陳玉勳的生命歷程中並沒有有跟白色恐怖當事人有真正的交集，更別說參與，也沒有追蹤他們的歷史過。更廣義的說，在他的年代，他沒有參加過任何抗爭式的社會活動，包括反對杜邦在台設廠，抗議環境污染，農民運動，野百合學運、抗議樂生療養院事件…，他沒有走上街頭，或者把不多的積蓄捐助給生活困苦的政治受難者後代，或者捐錢贊助清寒學生，做一點有意義的社會工作，或者起碼提筆寫文章，替弱勢群體講公道話，一件都沒有。當然更不認識那些參與歷史事件和政治運動的當事人，也不知道他們主觀情感的狀態；然而五年前，他突然想拍這部電影，看了一些資料，有感而發，彷彿突然成了白色恐怖受難者甚至整個時代的代言人。就要開始替社會底層的小老百姓發出聲音，這種透過電影發出聲音需要相當大的資金，用的大筆納稅人的錢，如果賣座好，錢當然是進影視圈工作的同仁的口袋，不可能分給這些所謂受難者的後人。我舉個簡單的例子，很多年前，我記得跟林書揚還有幾位年輕的朋友吃飯時，一位想拍紀錄片的朋友認為林書揚跟大陸關係很好，希望林書揚能能夠介紹大陸的資金讓他拍紀錄片。林書揚自己當然沒錢，也不一定有那麼好的關係，又不好意思當面拒絕，只好講了一些模糊的話。至於陳映真，《人間雜誌》辦不下去了，只好自己再拿出不多的積蓄，弄了一些很克難的展覽，這就是真正離開綠島的人，重新做文化工作時面對的困難。陳玉勳不需要面對這些困難，他只要利用政治犯故事就可以拿到幾千萬的拍片補助金，他會把其中的一部分分給受難者後代做為文化工作贊助嗎？好像沒聽說過有這種念頭。這正是問題所在，真正的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本人或者後代，都經歷生活困難的時候，影視圈拍他們的故事，其實對他們真實的生活並不關心，他們只是抱著可憐他們的心情，消費他們的人生故事，作為自己取得巨額補助金的方法。然後片子拍出來得獎，穿著華麗地走上金馬獎的紅毯，得到獎項後說一些漂亮的感謝詞。 嚴重羞辱那些關20年以上的政治鬥士 另外，再提醒陳玉勳一件事，電影最後的趙公道說他後來被關了25年，這真是信口開河，胡亂編造。在台灣政治史上被關了20年以上的，大家都很清楚就是那幾位，包括了關了34年的共產黨黨員林書揚、李金木，關了21年的共產黨員陳明忠，關了26年的台獨主張者施明德。他們儘管思想堅定，但因為受到人生的苦難，都有著悲天憫人的胸懷，在政治上反而非常實際。施明德主張「大和解咖啡」，和郝柏村共同連署「大一中屋頂」，領導反扁的紅杉軍，在管中閔被圍剿的時候，站出來支援他反對民進黨的壓迫。這才是真正的人權鬥士，那些拿白色恐怖故事消費作為取得補助手段的，都是人權的冒牌貨，道地的利用白色恐怖故事吃香喝辣的狐群狗黨。被關20幾年是很神聖的事，怎麼可以拿來胡亂瞎編呢？你隨便編個角色說他被關25年，對那些真正關到20年以上的政治鬥士，是極大的羞辱。另外，問陳玉勳一件事，這些關了幾十年的前共產黨員，付出了人生巨大的代價，信仰如此堅定，他們出獄後有沒有「歸建」呢？繼續成為現實政治的重要角色呢？請問在這種情況下，你還會拍一部電影來同情或頌揚他們的人生嗎？估計你沒想那麼多吧！或者這根本不是你能夠理解的事情。 不能容忍前輩、朋友和戰友被糟蹋 最後要談的是，民進黨執政以後，利用納稅人的錢做文化補貼，無論在圖書和影視作品上，圈養了一批文藝界人士，創作的作品特點就是用正面的眼光描述日據時代，把它形容成生活富裕的中產階級社會，不是在讀書，就是在彈鋼琴，穿著光鮮，彬彬有禮。到了白色恐怖年代，則會出現一批大陸口音的土匪惡霸官員，以及一批莫名其妙被政治迫害的無辜者，完全模糊掉這一段時期的歷史跟政治脈絡。這可以說是白色恐怖樣板戲最基本的套路。從《油麻溝15號》、《餘燼》，現在又來《大濛》，類似的套路，歷史和政治脈絡的模糊，國家主體情感的缺乏，就只會賣弄懷舊和悲情情，加上用台語說幾句文青式的喃喃自語。這個製作團隊過去曾經拍過《返校》，在當時的時空環境下嚐到了賣座的甜頭；但今天的環境完全不同，一般人對這種白色恐怖的樣板戲不僅看膩了，而且感到厭煩。最主要的是，過去六年間，一般人對這一段歷史的知識大為增長，甚至也看清了《返校》的原型人物是中國共產黨基隆市工委書記鍾浩東，對喝中共烈士鮮血賺黑錢的手段，非常不齒。更何況負責行銷的牽𤠣子負責人王師也是今年影視圈帶頭大罷免的主要人士之一，流氓風格，窮凶惡極，就為了緊緊抱住那巨額補助金，現在又故伎重施，再撈一筆，但注定失敗的。 我曾經嚴厲批判《聽海湧》歷史造假，侮辱殉國的抗日烈士，我不能說《大濛》造假歷史，但我真的很痛恨這種消費白色恐怖犧牲者以實現個人名利的卑劣行為。原因很簡單，那些人是我的前輩、我的好友，我的並肩作戰的戰友們，絕不能容忍他們被一群狐群狗黨糟蹋。 （全文完）